卷二
○汉书移置史记文
《汉书》武帝以前纪传多用《史记》原文，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。如鸿门之会，沛公危急，赖项伯、张良、樊哙等得免。彭城之败，汉王道逢孝惠、鲁元，载以俱行。陈平间楚使，去范增。鸿沟解兵，张良、陈平劝汉王追楚。汉王至固陵，彭越、韩信兵不至，用张良策，分地王之，遂皆会兵等事，《史记》皆详于《项羽本纪》中，《汉书》则《项羽传》略叙数语，而此等事皆详于《高祖纪》内。盖史记为羽立纪，在《高纪》前，故大事皆先载《羽纪》，使阅者得其大概，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。《汉书》则项羽改作列传，次于帝纪世家之后，而《高纪》则在首卷，故此等事必先于《高纪》详之，而《羽传》不必再叙也。
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，《史记》载《吕后纪》内，而《外戚传》叙吕后处不复载。《汉书 吕后纪》专载临朝称制之事，而杀戚姬等事，则入《外戚传》中。盖纪以记朝政，传以详细事，固各有所当也。
齐悼惠王来朝，惠帝庶兄也，帝以家人礼，使坐上坐。吕后怒，欲之。帝起取卮为寿，吕后恐，急自起泛卮。此事《史记》中在《吕后纪》内，《汉书》则入于《齐悼惠传》，而《吕纪》不载。
韩信从至汉中，不见用，亡走。萧何自追之，荐于汉王，遂拜大将。《史记》在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已详其事于《高纪》，故《信传》不复叙。
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，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。《史记》在《张耳陈余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另立《通传》详其事，故《耳余传》仅摘叙数语。
卢绾反，高祖亲击邯郸，即用赵人为将。《史记》详于《绾传》，《汉书》入《高纪》，故《绾传》不载。
《史记 韩信传赞》另提出信贫时葬母，度其旁可置万家，以见其志度不凡。《汉书》则以此叙入《信传》。
韩信将击齐，闻郦食其已说下齐，欲止。蒯通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宁有诏止将军乎？何得无行也。”《史记》详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另入《通传》。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，至数千言。《史记》在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亦另入《通传》。
吴、楚反，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，晁错在旁善其语。上问盎计安出，盎请屏人语，惟错尚在。盎又谓：“臣所言人臣不得知”，乃并屏错避入东厢。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，上因斩错。《史记》以此事叙在《吴王濞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叙入《错传》而《濞传》删之。
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，被先谏之，继又为划策，其文甚丽。《史记》载入《淮南王世家》内，《汉书》另立《伍被传》载此文而《安传》删之。
《田叔传》，《史记》载高祖过赵，骂赵王，王之臣赵午、贯高等不平，谋逆，后事发收捕赵王等。《汉书》以此事叙入《赵王传》，故《田叔传》不复详叙。
○汉书多载有用之文
晋张辅论《史》、《汉》优劣，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，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，以此分两人之高下。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，盖迁喜叙事，至于经术之文、干济之策多不收入，故其文简。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，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，此其所以卷帙多也。今以《汉书》各传与《史记》比对，多有《史记》所无而《汉书》增载者，皆系经世有用之文，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。摘开于后。
《贾谊传》，《史记》与屈原同传，以其才高被谪，有似屈原，故列其《吊屈赋》、《鸟赋》，而《治安策》竟不载。案此策皆有关治道，经事综物，兼切于当日时势，文帝亦多用其言，何得遗之？《汉书》全载。
《晁错传》载其《教太子》一疏，《言兵事》一疏，《募民徙塞下》等疏，《贤良策》一道，皆有关世事国计。
《路温舒传》载《尚德缓刑疏》。
《贾山传》载其《至言》。
《邹阳传》载其《讽谏吴王濞邪谋》一书。
《枚乘传》载其《谏吴王谋逆》一书。
《韩安国传》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，恢主用兵，安国主和亲，反复辩论，凡十余番，皆边疆大计。
《公孙宏传》载其《贤良策》并待诏时上书一道，帝答诏一道。
以上皆《史记》无而《汉书》特载之者。其武帝以后诸传，亦多载有用章疏。
《韦玄成传》载其宗庙议礼之文，原本经义，可为后世法，而并及匡衡、王舜、刘歆等所论庙制。案匡衡等皆玄成以后之人，与玄成何涉？以其于礼制互相发明，故并载《玄成传》内。
《匡衡传》载其所上封事，元帝时论教化之原，成帝时论燕私之累，皆有关君德。
总计《汉书》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。至如《司马相如传》所载《子虚赋》、《喻蜀文》、《谏猎疏》、《宜春宫赋》、《大人赋》，（《史记》亦载。）《扬雄传》载其《反离骚》、《河东赋》、《校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、《解嘲》、《解难》、《法言》序目，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，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，心之所好，爱不能舍，固文人习气，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。
○汉书增传
《汉书》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《史记》旧文，间有《史记》无传而增立者，今列于后。
《史记》无《吴芮传》，蒯通则附《韩信传》内，伍被则附《淮南王传》内，《汉书》俱另立传。
《史记》有《齐悼惠王世家》，而赵隐王如意、赵共王恢、燕炅王建皆无传，赵幽王友附于《楚元王世家》内。然皆高帝子也，何得阙之？《汉书》皆立传。
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，《史记》以同母者为一宗，作《五宗世家》。《汉书》则十三王各立传，而《河间献王传》详叙其好古爱儒，所积书与汉朝等。《鲁共王传》叙其好治宫室，坏孔子宅，广其宫，因得壁中古书。《史记》皆不载。《史记》张骞附《卫青传》后，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《大宛传》。《汉书》另立《骞传》。
《史记》李陵附《李广传》后，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，出居延，与单于战，杀伤万余人。兵食尽欲归，匈奴围陵，陵降匈奴，其兵遂没，得还者四百余人。盖迁以陵事得祸，故不敢多为辨雪也。《汉书》特为陵立传，详叙其战功，极有精采，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，为之剖白。
《史记》无《苏武传》，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。《汉书》为立传，叙次精彩，千载下犹有生气，合之《李陵传》慷慨悲凉，使迁为之，恐亦不能过也。魏禧谓固密于体，而以工文专属之迁，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。
○汉书增事迹
《韩信传》，信贫时葬母，营高燥地，度其旁可置万家。《史记》以此事作赞，《汉书》则叙于传内。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，信问郦生：“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？”曰：“柏直也。”信曰：“竖子耳。”遂进兵。又增信既虏豹，使人请汉王，愿益兵三万，北举赵，东击齐，绝楚粮道，与大王会荥阳，汉王即与兵三万。《史记》但云：汉王遣张耳，与信北击赵代。
《楚元王传》，《史记》但载其封国生卒，及子孙承袭之事。《汉书》增元王少时也尝与穆生、申生、受诗于浮邱伯，后随高祖军中，出入卧内。及封楚王，又遣子郢至长安，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。申公好《诗》，为《鲁诗》；元王次之，其诗传号曰《元王诗》。并其孙戊袭位，初为穆生设醴，后竟胥靡申公等事。
《萧何传》，《汉书》增项羽负约，封沛公于巴蜀，为汉王。汉王怒，欲攻羽，萧何力言不可，乃之国。
《王陵传》，《史记》吕后欲王诸吕，问陵，陵曰：“不可。”问陈平，平曰：“可。”《汉书》增陵责平负先帝约，及平自解之语。
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，其始固贤王也。《史记》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，怨望欲叛，初不述其贤行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，亦但载入《严助传》，而《安世家》内不载。《汉书》则增其好学，作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多，中书八篇，言神仙黄白之事。武帝好文，每作报书，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。及安入朝，献赋颂等事。
《石庆传》，《汉书》增武帝责丞相一诏。
《李广传》，《汉书》增广斩霸陵尉自劾，武帝不责，反加奖誉一诏。
《卫青传》，《汉书》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，及后贵为大将军，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，当另嫁，问左右列侯谁贤，左右皆以大将军对，主笑曰：“是常骑从我，奈何用为夫。”左右曰：“于今尊贵无比。”遂以青尚主。案此事本在褚少孙《外戚世家》遗事内，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，盖其时青正贵盛，不敢直书以取怨也。《汉书》盖即取少孙所补。
《公孙弘传》，《汉书》增弘没后为相者，李蔡等十余人尽诛，惟石庆得善终，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。
《郑当时传》末，《汉书》增翟公罢官，宾客皆散，后复官，旧时宾客又将来，乃署其门，有“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”等语。此本《史记》引之作赞语，已无甚关涉，而《汉书》增入《当时传》中，尤觉无谓。
○汉书书恒山王
《汉书 吕后纪》，孝惠帝张后无子，取后宫美人子，杀其母，名之，立为太子。惠帝崩，太子立，太后称制。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，不疑为恒山王，弘为襄城侯，朝为轵侯，武为壶关侯。四年，帝自知非皇后子，而所生母被杀，出怨言，太后乃废之，以幽死，更立恒山王弘为帝。太后崩，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，共诛之。（《恩泽表》、《五行志》并云，皆吕氏子。《周勃传》亦云：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令孝惠子之。）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后宫子也，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，此已属歧互。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，弘则襄城侯也，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，更不明晰。据《史记》则襄城侯本名山，因常山王（即恒山王。）不疑薨，以山改封常山王，更名义，后立为帝，又名弘，始觉了了。此虽小节，亦见《史记》之密。
○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
《汉书 武帝纪赞》谓帝：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兴太学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举封禅，绍周后，号令文章，焕焉可述，后嗣得遵洪业，有三代之风。以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何以加焉？”是专赞武帝之文事，而武功则不置一词。抑思帝之雄才大略，正在武功。因匈奴屡入寇，则使卫青七出塞，击，收入河南地，置朔方郡。公孙敖筑受降城，徐自为筑五原塞，千余里列亭障，至卢朐，徙贫民实之。又使霍去病六出塞，击匈奴右地，降浑邪王，筑令居以西，置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四郡。又使李广利伐大宛，斩其王母寡。自敦煌西至盐泽，起亭障，屯田于轮台、渠黎。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。使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，以其地为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此开境于极南者也。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，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，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。此开境于东境者也。又使唐蒙、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，继遣中郎郭昌、卫平等平南夷为柯郡，邛都为越隽郡，都为沈黎郡，冉ζ为文山郡，白马为武都郡。夜郎、滇王先后入朝，以滇地为益州郡。此开境于西南者也。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，以其地为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元菟四郡。此开境于东北者也。又使张骞等通西域，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。此开境于极西者也。其中有秦所本有，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，如朔方、朝鲜、南越、闽越，秦时虽已内属，然不过羁縻附隶，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。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，西北则酒泉、敦煌等郡，南则九真、日南等郡，西南则益州等郡，而西域三十六国，又秦时所未尝闻也。统计武帝所辟疆土，视高、惠、文、景时几至一倍，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，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，千万年皆食其利。故宣帝时韦玄成等议，以武帝丰功伟烈，奉为世宗，永为不毁之庙。乃班固一概抹煞，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，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。盖其穷兵黔武，敝中国以事四夷，当时实为天下大害。故宣帝时议立庙乐，夏侯胜已有“武帝多杀士卒，竭民财力，天下虚耗”之语。至东汉之初，论者犹以为戒，故班固之赞如此。其《西域传赞》亦谓光武闭玉门关，谢外国朝贡，虽大禹之叙西戎，文帝之却走马，殆无以过。其持论犹此意也。
○汉帝多自立庙
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。《汉书》本纪，文帝四年，作顾成庙。注：帝自为庙，制度狭小，若可顾望而成者。贾谊策有云，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，即指此也。景帝庙曰德阳，武帝庙曰龙渊，昭帝庙曰徘徊，宣帝庙曰乐游，元帝庙曰长寿，成帝庙曰阳池。俱见《汉书》注。
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
汉初诸臣，惟张良出身最贵，韩相之子也。其次则张苍，秦御史；叔孙通，秦待诏博士。次则萧何，沛主吏掾；曹参，狱掾；任敖，狱吏；周苛，泗水卒史；傅宽，魏骑将；申屠嘉，材官。其余陈平、王陵、陆贾、郦商、郦食其、夏侯婴等皆白徒。樊哙则屠狗者，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，灌婴则贩缯者，娄敬则挽车者，一时人才皆出其中，致身将相，前此所未有也。盖秦、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。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，卿大夫亦世其官，成例相沿，视为固然。其后积弊日甚，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，无有底止，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，祸乱不已。再并而为七国，益务战争，肝脑涂地，其势不得不变，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，一时亦难遽变，于是先从在下者起。游说则范睢、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，徒步而为相。征战则孙膑、白起、乐毅、廉颇、王翦等，白身而为将。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，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，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，固不能一旦扫除之，使匹夫而有天下也。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，以开一统之局。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，与民休息，则祸乱不兴，下虽无世禄之臣，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。惟其威虐毒，人人思乱，四海鼎沸，草泽竞奋，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，角群雄而定一尊。其君起自布衣，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，立功以取将相，此气运为之也。天之变局，至是始定。然楚汉之际，六国各立后，尚有楚怀王心、赵王歇、魏王咎、魏王豹、韩王成、韩王信、齐王田儋、田荣、田广、田安、田市等。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、韩等，继分国以侯绛、灌等。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，不得而遽易之也。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，汉所封异姓王八人，其七人亦皆败灭。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，而天意已另换新局，故除之易易耳。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，迨至七国反后，又严诸侯王禁制，除吏皆自天朝，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，又多以事失侯，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，而成后世征辟、选举、科目、杂流之天下矣。岂非天哉！
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
《汉书齐悼惠王传赞》云，高祖初定天下，大封同姓诸侯，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，汉但为置丞相而已。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。今案悼惠初封，得自置二千石。（《悼惠传》）是二千石得自置也。田叔为人廉直，赵相言于赵王张敖，即以为郎中。（《田叔传》）是郎中亦自置也。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：“大王逐汉所置相、二千石，而请自置，皇帝屈法许之。”是并得自置相矣。昭书又云：“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，为军吏者中尉主，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，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。”如曰：“御史以下皆王官也。”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。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，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，窦太后诏不许，是时已在七国反后，故禁令稍严。武帝以衡山王骄恣，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，则禁网更密矣。其后又有左官、附益、阿党之法，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，贫者或乘牛车。（《悼惠传赞》）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，亦事势之必然也。
○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
古无年号，即有改元，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。如汉文帝十六年，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，乃以明年为后元年。景帝即位之七年，改明年为中元年，又以中元五年，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。至武帝始创为年号，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，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，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。据《史记 封禅书》，武帝六年，窦太后崩。其明年，征文学之士。明年，至雍，郊见五。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，而不著某年。下又云，后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数。一元曰建元，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，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。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，从前之建元、云光等号，乃元狩后重制嘉号，追纪其岁年也。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，其下所云明年、又明年，皆可书元光几年、元朔几年，岂不简易明白，而乃云明年、后年耶？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，每六年一改元，太初至征和，每四年一改元，征和四年后，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，盖帝亦将终矣。
○汉儒言灾异
上古之时，人之视天甚近。迨人事繁兴，情伪日起，遂与天日远一日，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。即以六经而论，《易》最先出，所言皆天道。《尚书》次之，《洪范》一篇备言“五福”、“六极”之征，其他诏诰亦无不以“惠迪”、“从逆”为吉凶。至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盛于商、周，则已多详于人事，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，如“正月繁霜”诸作，不一二见也。惟《春秋》记人事，兼记天变，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，非孔子所创也。战国纷争，诈力相尚，至于暴秦，天理几于灭绝。汉兴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阴阳为儒宗者。宣、元之后，刘向治《谷梁》，数其祸福，傅以《洪范》，（《五行志》序）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。观《五行志》所载，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，推既往以占将来，虽其中不免附会，然亦非尽空言也。昌邑王为帝无道，数出微行，夏侯胜谏曰：“久阴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。”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，疑安世漏言，安世实未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《洪范五行传》云：“皇之不极，厥罚常阴，时则有下人谋上者。”光、安世大惊。（《胜传》）宣帝将祠昭帝庙，旄头剑落泥中，刃向乘舆，帝令梁邱贺筮之，云有兵谋，不吉，上乃还。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，欲俟上至为逆，事发伏诛。（《贺传》）京房以《易》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侯，各有占验。每先上疏言其将然，近者或数月，远或一岁，无不屡中。（《房传》）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，为阴气太甚，极阴生阳，恐反有火灾。未几，孝武园白鹤馆火。（《奉传》）是汉儒之言天者，实有验于人，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，无复忌讳。翼奉谓，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，变见于星气。犹人之五脏六体，脏病则气色发于面，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。李寻谓，日失其度，ㄙ昧无光，阴云邪气，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，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，日中者为大臣欺诬，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。孔光谓：皇之不极，则咎征荐臻。其传曰：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。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，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以此见天心之仁，爱人君，欲止其乱也。谷永亦言，灾异者，天所以儆人君过失，犹严父之明诫，改则祸消，不改则咎罚。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，若有秒忽不爽者。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，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，遂出宠臣张放于外，赐萧望之爵，登用周堪为谏大夫。又因何武言，擢用辛庆忌。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，召用彭宣、孔光、何武，而罢孔宠、息夫躬等。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，故应之以实不以文。降及后世，机智竞兴，权术是尚，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，而天无权。即有志图治者，亦徒详其法制禁令。为人事之防，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。故自汉以后，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。间或日食求言，亦只奉行故事，而人情意见，但觉天自天，人自人，空虚廖廓，与人无涉。抑思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日食三十六，地震五，山陵崩二，彗星见三，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，火灾十四，以及五石陨坠，六退飞，多麋，有蜮，鸲鹆来巢，昼暝晦，大雨雹，雨木冰，李梅冬实，七月霜，八月杀菽之类，大书特书不一书，如果与人无涉，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？
《汉书 艺文志》有刘向《五行传》十一卷，是以言《五行传》者，皆以为刘向所作。然《汉书 五行志》先引“经曰”，则《洪范》本文也。次引“传曰”，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。今观夏侯胜引《洪范五行传》以对张安世，则武帝末已有是书，不自刘向始也。汉代言阴阳灾异者，惟眭孟与胜同时，其余京房、翼奉、刘向、谷永、李寻、解光等皆在胜后。（见《眭弘等传赞》。）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。在胜前者，有董仲舒、夏侯始昌。然仲舒之阴阳本之《春秋》，不出于《洪范》，今仲舒所著《繁露》具在，初无推演五行之处。至《尚书》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，而伏生亦未言《洪范》灾异，其弟子作《尚书大传》，亦无五行之说。惟夏侯始昌以《尚书》教授，明于阴阳，先言柏梁台灾日，至期果验。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，武帝甚重始昌。然则胜所引《洪范五行传》，盖即始昌所作也，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。
○汉重日食
汉文帝诏曰：“人主不德，则天示之灾。今日食适见于天，灾孰大焉。”宣帝诏曰：“皇天见异，以戒朕躬。”光武诏曰：“吾德薄致灾，谪见日月，战忄栗恐惧，夫何言哉！今方念愆，庶消厥咎。其令百官各上封事，上书者不得言圣。”明帝诏曰：“朕奉承祖业，无有善政，日月薄蚀，彗孛见天，虽夙夜勤思，而知能不逮。今之动变，倘有可救，其言事者靡有所讳。”又诏曰：“朕以无德，下贻人怨，上动三光，日食之变，其灾尤大，《春秋》图谶，所谓至谴。永思厥咎，在予一人。”章帝诏曰：“朕之不德，上累三光，震忄栗切切，痛心疾首。前代圣君，博思咨诹，有开匮反风之应。今予小子，徒惨惨而已。”以上诸诏，皆有道之君，太平之世，尚遇灾而惧如此。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、何平元年、永始二年之诏，哀帝元寿元年之诏、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，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，三公亦皆免冠自劾。盖汉时去古未远，经传垂戒之语，师友相传。如孔光论：“日者众阳之宗，人君之表。君德衰微，则日蚀应之。”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。刘向并以《春秋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。郑兴亦疏言：“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。今孟夏纯乾，阴气未作，其灾尤重。”马严亦疏言：“日者众阳之长，食者阴侵之征，是阴盛陵阳之象也。”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。盖皆圣贤绪论，期于修德弭灾，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，不关人事也。
○汉诏多惧词
文帝诏曰：“朕以不敏不明，而久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”又诏曰：“间者岁比不登，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”元帝诏曰：“元元大困，盗贼并兴，是皆朕之不明，政有所亏，咎至于此。朕甚自耻，为民父母，若是之薄，谓百姓何！”又诏曰：“朕ㄙ于王道，靡瞻不眩，靡听不惑，是以政令多违，民心未得。”东汉明帝诏曰：“朕承大运，继体守文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惧有废失。若涉渊冰而无舟楫，实赖有德左右小子。”又诏曰：“比者水旱不时，边人食寡，政失于上，人受其咎。”章帝即位诏曰：“朕以无德，奉承大业，夙夜战忄栗，不敢荒宁，而灾异仍见，与政相应。朕既不明，涉道日寡，又选举乖实，俗吏伤人，官职耗乱，刑章不中，可不忧欤！”岐山得铜器，诏曰：“今上无明天子，下无贤方伯，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，斯器曷为来哉！”和帝诏曰：“朕奉承鸿烈，阴阳不和，水旱违度，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。寤寐永叹，用思孔疚。”又诏曰：“比年不登，百姓虚匮，京师去冬无雪，今春无雨，黎民流离，困于道路。朕痛心疾首，靡知所济，瞻仰昊天，何辜今人？”安帝诏曰：“朕以不德，不能兴和降善，灾异蜂起，寇贼纵横，百姓匮乏，疲于征发。朕以不明，统理失中，亦未获忠良，以毗阙政。”顺帝诏曰：“朕涉道日寡，政失厥中，阴阳气隔，寇盗肆暴，忧瘁永叹，如疾首。”以上诸诏，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，不能有高、武英气，然皆小心谨畏，故多蒙业而安。两汉之衰，但有庸主而无暴君，亦家风使然也。
○汉时以经义断事
汉初法制未备，每有大事，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。如张汤为廷尉，每决大狱，欲傅古义，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者，补廷尉史，亭疑奏谳。（《汤传》）倪宽为廷尉掾，以古义决疑狱，奏辄报可。（《宽传》）张敞为京兆尹，每朝廷大议，敞引古今处便宜，公卿皆服是也。（《敞传》）今见于各传者：宣帝时，有一男子诣阙，自称卫太子，举朝莫敢发言，京兆尹隽不疑至，即令缚之。或以为是非未可知，不疑曰：“昔蒯违命出奔，辄拒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卫太子得罪先帝，已为罪人矣。”帝及霍光闻之曰：“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。”（《不疑传》）匈奴大乱，议者遂欲举兵灭之。萧望之曰：“春秋士モ侵齐，闻齐侯卒，引师还，君子善其不伐丧。今宜遣使吊问，则四夷闻之，咸服中国之仁义。”宣帝从之。呼韩邪单于遂内属。（《望之传》）朱博、赵玄、傅晏等奏，何武、傅喜虽已罢退，仍宜革爵。彭宣劾奏，博玄、晏等欲禁锢大臣，以专国权。诏下公卿议，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，谮季孙行父于晋，晋人执囚行父，《春秋》重而书之。今傅晏等职为乱阶，宜治其罪。哀帝乃削晏封户，坐玄罪。（《朱博传》）哀帝宠董贤，以武库兵送其第，毋将隆奏：“春秋之谊，家不藏甲，所以抑臣威也。孔子曰：‘奚取于三家之堂’臣请收还武库。”（《隆传》）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，上书荐显，为显所恶，下狱定谳，引《书》“谗说殄行”，《王制》“顺非而泽”，请论如法。捐之遂弃市，兴减死一等，（《捐之传》）此皆无成例可援，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。援引古义，固不免于附会，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，自亦无庸援古证今，第条例过多，竟成一吏胥之天下，而经义尽为虚设耳。
○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
汉时贤良方正等人，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，今见于各列传者，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。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；董仲舒已为博士；冯唐已为骑都尉，归家，群臣举为贤良，唐年九十余，不能为官；王吉已为云阳令，举贤良为昌邑中尉；贡禹已为凉州刺史，病去官，更顿贤良，为河南令。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。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；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；孔光已为议郎，举方正，迁谏大夫；盖宽饶亦已为郎，举方正，对策高第，亦迁谏大夫；陈咸已为九卿，罢归，举方正直言，为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。薛宣为不其丞，举茂才，迁乐浪都尉；尹赏为楼烦长，举茂材，迁粟邑令。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。至于孝廉之举，其名虽合为一，而廉与孝不分，大约举孝者少，而察廉者多。如平陵令薛恭，乃本县孝者，不能繁剧。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，翁归举廉为缑氏尉，又举廉为弘农尉，张敞察廉为泉仓长，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，王尊察廉为盐官长，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。
○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
三代诸侯，各自纪年。孔子志在尊王，而修《春秋》亦以鲁公编年，盖成例相沿，虽圣人不能改也。至汉犹然。《史记》诸侯王世家，纪年不用帝年，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。如《楚元王传》，元王子戊二十一年，景帝之三年也。又《梁孝王传》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二年孝文帝崩，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五年复朝。最后云：梁共王三年，景帝崩。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。《汉书》亦同。盖当时虽已大一统，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。案《汉书 齐悼惠传》，城阳景王章，孝文二年，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，二年薨，子喜嗣。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。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。
○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
汉文帝诏曰：“孝悌，天下之大顺也。力田，为生之本也。三老，众民之师也。其以户口率置常员。”章怀《后汉书注》，“三老、孝悌、力田皆乡官之名也。三老，高帝置。孝悌、力田，高后。”云。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。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，弟及力田人一匹。武帝赐县三老、孝者帛人五匹，乡三老、弟者、力田帛人三匹。元帝诏赐三老、孝者帛人五匹，弟者、力田人三匹。东汉章帝诏曰：“三老尊年也，孝悌淑行也，力田勤劳也，其赐帛人各一匹。”
○汉三公官
汉承秦制，设丞相、御史大夫，以理朝政，谓之二府。刘向封事所云：“今二府奏佞谄，不当在位”是也。亦称三公。晁错之父谓错曰：“人口议多怨公者。”以父而呼子为公，徐孚远曰：“御史大夫，三公也。”错父盖以官称之。又汲黯谓公孙弘，身为三公而犹布被，是时弘为御史大夫，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。其掌兵者则曰太尉，武帝改为大司马，而冠以将军之号。（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。）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，丞相一人事多废滞，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，与丞相、大司马备三公官。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。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。于是太尉、大司徒、大司空称为三公。建武二十七年，诏大司徒、大司空去“大”字，故刘昭《百官志》称太尉公、司徒公、司空公。此三公亦曰三司。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：“三司之职，内外是监。”顺帝诏亦云，“刺史、二千石之选，归任三司”是也。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，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，自骘始也。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，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。如和帝初，窦太后临朝，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。殇帝初，邓太后临朝，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。于是太尉、太傅、司徒、司空又称四府，种疏“请敕四府，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”是也。至大将军、骠骑、车骑将军，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，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，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，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，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，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四府之上。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，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，故位在三公上，后仍更渡制。和帝初，窦宪以大将军辅政，权势既盛，公卿希旨，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。嗣后梁商、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，故顺帝举将帅、选武猛等诏，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。终汉之世，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，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，否则不设，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。至献帝时，董卓自为相国，（相国又在丞相上，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。）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之官仍旧。迨曹操柄国，虑人分权，乃复汉初旧制，罢三公官，专设丞相、御史大夫，而自为丞相，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。
○灾异策免三公
案《周官》三公之职，本以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为务。汉初犹重此说，陈平谓文帝曰：“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遂万物之宜者也。”丙吉问牛喘，以为“三公调和阴阳，今方春少阳用事，未可大热，恐牛因暑而喘，则时节失气，有所伤害。”魏相亦奏：“臣备位宰相，阴阳未和，灾害未息，咎在臣等。”是汉时三公官，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，因而遇有灾异，遂有策免三公之制。《徐防传》，防为太尉，与张禹参录尚书事，后以灾异寇贼策免，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。（《防传》）然薛宣为丞相，成帝册曰：“灾异数见，比岁不登，百姓饥馑，盗贼并兴。君为丞相，无以帅示四方，其上丞相印绶罢归。”是防之先已有此制。如《汉书注》谓：“天文大变，天下大祸，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，策告殃咎，丞相即日自杀。”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。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，如元帝永光元年，春霜夏寒，日青无光，丞相于定国自劾，归侯印，乞骸骨。明帝永平十三年，日蚀，三公免冠自劾是也。盖西汉三公之官，无所不统，观安帝诏谓：“三司之职，内外是监。”顺帝诏谓：“刺史、二千石之选，归任三司。”此虽东汉之诏，而职任实自西京。可见选用牧守，举劾奸邪，皆三公之责。《朱浮传》，汉故事，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，事先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吏案实，然后黜退。武帝又置丞相司直，助丞相举不法者。如鲍宣为冀州牧，司直奏宣举错烦苛，代二千石置吏。又王商为丞相，有琅邪太守杨彤，其郡有灾十四以上，商部属案实，商遂奏免彤官。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。自光武躬亲吏事，三府任轻，机事转委尚书。（《陈忠传》）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，而权归刺举之吏。故朱浮谓，帝以使者为腹心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。（《浮传》）自和、安以后，女后临朝，外戚辅政，三公之任益轻。如邓彪年老，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，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，而宪实握事权，有所施为，外令彪奏，内白太后，事无不从。是录尚书者且听命于戚臣矣。三公之轻如此，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，此实非事理之平，故陈忠以为非国体，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，权归台阁，（谓尚书也。）然政有不理，犹加谴责。（如韩歆、欧阳歙、戴涉等先后为司徒，皆坐事死。）以后则权移外戚之家，宠被近习之竖，及至灾异屡见，反以策让三公，至于死免。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，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，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。
○上书无忌讳
贾谊《治安策》，愿文帝“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。使顾成之庙，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，与天无极。”又曰：“若畜乱宿祸，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，将使不宁，不可谓仁。”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，太子未成人之时也。又谷永奏成帝曰：“汉兴九世，百九十余岁，继体之主七，皆顺承天道。至陛下独违道纵欲，轻身妄行，积失君道，不合天意，亦已多矣。为人后嗣，守人功业如此，岂不负哉！”（《永传》）刘向奏成帝亦曰：“陛下为人子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家，降为皂隶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？”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，敌以下所难堪，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，且叹赏之，可谓盛德矣！然文帝以谊所言分封王国子弟等事，多见之施行。成帝则徒叹向之忠，而不能收外家之权，卒至日后篡夺之祸，是徒受直言亦无益也。
○上书召见
汉高祖驻军，郦食其谒见，帝方洗足，即召入。郦生责以不宜倨见长者，帝又改容谢之。陈平以魏无知入见，即召赐食，遣出。平曰：“臣所言不可过今日。”遂欣然留，使尽言。（《平传》）帝在洛阳，娄敬脱挽辂谓虞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。”虞将军欲为易衣，敬曰：“臣衣帛帛见，衣褐褐见。”将军入言上，上即召见赐食。（《敬传》）此高祖创业时，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。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，朝廷尊严，宜与臣民阔绝矣，乃主父偃上书，朝奏入，暮即召见。同时徐乐、严安亦上书，俱召见，曰：“公等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。”（《主父偃传》）终军上书言事，帝奇其文，即拜为谒者。（《军传》）甚而东方朔上书，自言：“年十三学书，十五学剑，十六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诵二十二万言，十九学《孙》、《吴》，亦诵二十二万言。今年二十三，长九尺三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，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。”其狂肆自举如此，使在后世，岂不以妄诞得罪？乃帝反伟之，而令待诏金马门，遂以进用。（《东方朔传》）史称武帝招英俊，程其器能，用之如不及，宜乎兴文治，建武功，为千古英主也。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，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，帝大感悟，召见，即拜为大鸿胪。不数月，遂为丞相，帝之度外用人如此，而当时禁网疏阔，怀才者皆得自达，亦于此可见矣。
○汉武用将
武帝长驾远驭，所用皆斥也之士，不计流品也。《张骞传》，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，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，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，募吏民无问所从来，为备人众遣之。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，天子为其习之，辄案致重罪，以激之令赎，复求使，大者予节，小者为副，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，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。至其操纵赏罚，亦实有足以激劝者，如卫青、霍去病等，屡经出塞，为国宣力，固贵之宠之，封侯增邑不少靳。或奋身死事，如韩千秋战死南越，帝曰：“千秋功虽不成，然亦军锋之冠。”则封其子为成安侯。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，如李广得伐大宛，斩其王母寡，而私罪恶甚多，则以其万里征伐，不录其过。甚至失机败事，而其罪可谅，其才尚可用者，亦终不刑戮，使得再自效。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，广失亡多，骞后期，皆当斩，皆许赎为庶人。广又全军覆没，身为匈奴所得，佯死夺其马奔归，当斩，亦赎为庶人。他如公孙敖亡七千人，赵食其迷失道，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，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将军，以致失亡多，皆当斩，皆许赎为庶人，后皆重诏起用，使之立功。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，如李广夜行，为灞陵醉尉所辱，及为将，请尉俱行，至即斩以报怨，上疏自言，帝不惟不以为罪，反奖誉之以成其气。其有恃功稍骄蹇者，则又挫折而用之。如杨仆已破南越，会东越反，帝欲以为将，为其伐前劳，特诏责之，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，激使立功自赎。其驾驭豪杰如此，真所谓绦镟在手，操纵自如者也。而于畏忄Й者则诛无赦，如大司农张成、山州侯刘齿击东越，畏贼不敢进，赛锻便处，即立诛之。又或冒功行诈，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，与杨仆争功嫉妒，虽克朝鲜，终坐弃市。（以上皆见各本传。）赏罚严明如此，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！史称雄才大略，固不虚也。
○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
汉武帝三大将，皆从嬖宠擢用。卫青父郑季，给事平阳侯家，与卫媪通，生青，故青冒姓卫氏，为平阳主骑奴。而卫媪先有女子夫，以主家讴者得幸于帝，立为后。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，征匈奴有功，封长平侯。平阳主寡居，青即尚焉。霍去病父霍仲孺，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，生去病。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，征匈奴有功，封冠军侯。李广利之进也，其女弟本倡，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。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，伐大宛，得其王母寡头以归，封海西侯。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，或为奴仆，或为倡优，徒以嬖宠进，后皆成大功，为名将，此理之不可解者也。且卫媪一失节仆妇，生男为大将军。生女，长君孺，嫁公孙贺，官至丞相；次少儿，生去病，又嫁陈掌，亦为詹事；小女子夫，且为皇后。而去病异母弟光，又因去病入侍中，后受遗辅政，封博陆侯，为一代名臣。其始皆由贱妇而起，间气所钟，固有不择地者哉！
○与苏武同出使者
苏武使匈奴，守节不屈，十九年始得归，人皆知之。然是时守节绝域，或归或不得归，不止武一人也。先是长史任敞使匈奴，欲令单于为外臣，单于怒，留敞不遣。又郭吉讽单于，单于亦留吉，辱之于北海上。路充国为单于所留，且侯单于立，始得归。是诸人皆在武之先。又《匈奴传》，匈奴欲和亲，先归苏武、马弘等以通善意。马弘者，前副光禄任忠使西域，为匈奴所遮，忠战死，弘被擒，不肯降，至是得归。是武之外尚有马弘也。赵破奴以浚稽将军与匈奴战，为所得，在匈奴中十年，与其子定国逃归，是破奴亦守节不屈者也。张骞先使月氏，道半为匈奴所得，留十年，持汉节不失。后乃逃出，由大宛、康居至月氏、大夏。从羌中归，又为匈奴所得。岁余，乘其国内乱乃脱归。是骞之崎岖险阻，更甚于武也。即与武同时出使者，有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，后胜为匈奴所杀，惠仍在匈奴，教汉使言天子在上林射，得雁足书，知武等所在，故武得归。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。同时随武还者九人，见于《武传》者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，然至今但称武而已。惠后以军功封长罗侯，尚在人耳目间，圣、终根虽附书于传，已莫有知之者，其余尚有六人，并氏名亦不载，则同一使也，而传不传亦有命。又况是时二十余年间，汉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汉使以相当，前后凡十余辈，则其中守节不屈者亦必有人，而皆不见于史籍，则有幸有不幸，岂不重可叹哉！
《汉书》武帝以前纪传多用《史记》原文，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。如鸿门之会，沛公危急，赖项伯、张良、樊哙等得免。彭城之败，汉王道逢孝惠、鲁元，载以俱行。陈平间楚使，去范增。鸿沟解兵，张良、陈平劝汉王追楚。汉王至固陵，彭越、韩信兵不至，用张良策，分地王之，遂皆会兵等事，《史记》皆详于《项羽本纪》中，《汉书》则《项羽传》略叙数语，而此等事皆详于《高祖纪》内。盖史记为羽立纪，在《高纪》前，故大事皆先载《羽纪》，使阅者得其大概，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。《汉书》则项羽改作列传，次于帝纪世家之后，而《高纪》则在首卷，故此等事必先于《高纪》详之，而《羽传》不必再叙也。
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，《史记》载《吕后纪》内，而《外戚传》叙吕后处不复载。《汉书 吕后纪》专载临朝称制之事，而杀戚姬等事，则入《外戚传》中。盖纪以记朝政，传以详细事，固各有所当也。
齐悼惠王来朝，惠帝庶兄也，帝以家人礼，使坐上坐。吕后怒，欲之。帝起取卮为寿，吕后恐，急自起泛卮。此事《史记》中在《吕后纪》内，《汉书》则入于《齐悼惠传》，而《吕纪》不载。
韩信从至汉中，不见用，亡走。萧何自追之，荐于汉王，遂拜大将。《史记》在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已详其事于《高纪》，故《信传》不复叙。
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，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。《史记》在《张耳陈余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另立《通传》详其事，故《耳余传》仅摘叙数语。
卢绾反，高祖亲击邯郸，即用赵人为将。《史记》详于《绾传》，《汉书》入《高纪》，故《绾传》不载。
《史记 韩信传赞》另提出信贫时葬母，度其旁可置万家，以见其志度不凡。《汉书》则以此叙入《信传》。
韩信将击齐，闻郦食其已说下齐，欲止。蒯通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宁有诏止将军乎？何得无行也。”《史记》详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另入《通传》。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，至数千言。《史记》在《信传》内，《汉书》亦另入《通传》。
吴、楚反，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，晁错在旁善其语。上问盎计安出，盎请屏人语，惟错尚在。盎又谓：“臣所言人臣不得知”，乃并屏错避入东厢。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，上因斩错。《史记》以此事叙在《吴王濞传》内，《汉书》叙入《错传》而《濞传》删之。
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，被先谏之，继又为划策，其文甚丽。《史记》载入《淮南王世家》内，《汉书》另立《伍被传》载此文而《安传》删之。
《田叔传》，《史记》载高祖过赵，骂赵王，王之臣赵午、贯高等不平，谋逆，后事发收捕赵王等。《汉书》以此事叙入《赵王传》，故《田叔传》不复详叙。
○汉书多载有用之文
晋张辅论《史》、《汉》优劣，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，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，以此分两人之高下。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，盖迁喜叙事，至于经术之文、干济之策多不收入，故其文简。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，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，此其所以卷帙多也。今以《汉书》各传与《史记》比对，多有《史记》所无而《汉书》增载者，皆系经世有用之文，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。摘开于后。
《贾谊传》，《史记》与屈原同传，以其才高被谪，有似屈原，故列其《吊屈赋》、《鸟赋》，而《治安策》竟不载。案此策皆有关治道，经事综物，兼切于当日时势，文帝亦多用其言，何得遗之？《汉书》全载。
《晁错传》载其《教太子》一疏，《言兵事》一疏，《募民徙塞下》等疏，《贤良策》一道，皆有关世事国计。
《路温舒传》载《尚德缓刑疏》。
《贾山传》载其《至言》。
《邹阳传》载其《讽谏吴王濞邪谋》一书。
《枚乘传》载其《谏吴王谋逆》一书。
《韩安国传》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，恢主用兵，安国主和亲，反复辩论，凡十余番，皆边疆大计。
《公孙宏传》载其《贤良策》并待诏时上书一道，帝答诏一道。
以上皆《史记》无而《汉书》特载之者。其武帝以后诸传，亦多载有用章疏。
《韦玄成传》载其宗庙议礼之文，原本经义，可为后世法，而并及匡衡、王舜、刘歆等所论庙制。案匡衡等皆玄成以后之人，与玄成何涉？以其于礼制互相发明，故并载《玄成传》内。
《匡衡传》载其所上封事，元帝时论教化之原，成帝时论燕私之累，皆有关君德。
总计《汉书》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。至如《司马相如传》所载《子虚赋》、《喻蜀文》、《谏猎疏》、《宜春宫赋》、《大人赋》，（《史记》亦载。）《扬雄传》载其《反离骚》、《河东赋》、《校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、《解嘲》、《解难》、《法言》序目，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，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，心之所好，爱不能舍，固文人习气，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。
○汉书增传
《汉书》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《史记》旧文，间有《史记》无传而增立者，今列于后。
《史记》无《吴芮传》，蒯通则附《韩信传》内，伍被则附《淮南王传》内，《汉书》俱另立传。
《史记》有《齐悼惠王世家》，而赵隐王如意、赵共王恢、燕炅王建皆无传，赵幽王友附于《楚元王世家》内。然皆高帝子也，何得阙之？《汉书》皆立传。
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，《史记》以同母者为一宗，作《五宗世家》。《汉书》则十三王各立传，而《河间献王传》详叙其好古爱儒，所积书与汉朝等。《鲁共王传》叙其好治宫室，坏孔子宅，广其宫，因得壁中古书。《史记》皆不载。《史记》张骞附《卫青传》后，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《大宛传》。《汉书》另立《骞传》。
《史记》李陵附《李广传》后，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，出居延，与单于战，杀伤万余人。兵食尽欲归，匈奴围陵，陵降匈奴，其兵遂没，得还者四百余人。盖迁以陵事得祸，故不敢多为辨雪也。《汉书》特为陵立传，详叙其战功，极有精采，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，为之剖白。
《史记》无《苏武传》，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。《汉书》为立传，叙次精彩，千载下犹有生气，合之《李陵传》慷慨悲凉，使迁为之，恐亦不能过也。魏禧谓固密于体，而以工文专属之迁，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。
○汉书增事迹
《韩信传》，信贫时葬母，营高燥地，度其旁可置万家。《史记》以此事作赞，《汉书》则叙于传内。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，信问郦生：“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？”曰：“柏直也。”信曰：“竖子耳。”遂进兵。又增信既虏豹，使人请汉王，愿益兵三万，北举赵，东击齐，绝楚粮道，与大王会荥阳，汉王即与兵三万。《史记》但云：汉王遣张耳，与信北击赵代。
《楚元王传》，《史记》但载其封国生卒，及子孙承袭之事。《汉书》增元王少时也尝与穆生、申生、受诗于浮邱伯，后随高祖军中，出入卧内。及封楚王，又遣子郢至长安，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。申公好《诗》，为《鲁诗》；元王次之，其诗传号曰《元王诗》。并其孙戊袭位，初为穆生设醴，后竟胥靡申公等事。
《萧何传》，《汉书》增项羽负约，封沛公于巴蜀，为汉王。汉王怒，欲攻羽，萧何力言不可，乃之国。
《王陵传》，《史记》吕后欲王诸吕，问陵，陵曰：“不可。”问陈平，平曰：“可。”《汉书》增陵责平负先帝约，及平自解之语。
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，其始固贤王也。《史记》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，怨望欲叛，初不述其贤行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，亦但载入《严助传》，而《安世家》内不载。《汉书》则增其好学，作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多，中书八篇，言神仙黄白之事。武帝好文，每作报书，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。及安入朝，献赋颂等事。
《石庆传》，《汉书》增武帝责丞相一诏。
《李广传》，《汉书》增广斩霸陵尉自劾，武帝不责，反加奖誉一诏。
《卫青传》，《汉书》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，及后贵为大将军，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，当另嫁，问左右列侯谁贤，左右皆以大将军对，主笑曰：“是常骑从我，奈何用为夫。”左右曰：“于今尊贵无比。”遂以青尚主。案此事本在褚少孙《外戚世家》遗事内，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，盖其时青正贵盛，不敢直书以取怨也。《汉书》盖即取少孙所补。
《公孙弘传》，《汉书》增弘没后为相者，李蔡等十余人尽诛，惟石庆得善终，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。
《郑当时传》末，《汉书》增翟公罢官，宾客皆散，后复官，旧时宾客又将来，乃署其门，有“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”等语。此本《史记》引之作赞语，已无甚关涉，而《汉书》增入《当时传》中，尤觉无谓。
○汉书书恒山王
《汉书 吕后纪》，孝惠帝张后无子，取后宫美人子，杀其母，名之，立为太子。惠帝崩，太子立，太后称制。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，不疑为恒山王，弘为襄城侯，朝为轵侯，武为壶关侯。四年，帝自知非皇后子，而所生母被杀，出怨言，太后乃废之，以幽死，更立恒山王弘为帝。太后崩，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，共诛之。（《恩泽表》、《五行志》并云，皆吕氏子。《周勃传》亦云：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令孝惠子之。）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后宫子也，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，此已属歧互。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，弘则襄城侯也，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，更不明晰。据《史记》则襄城侯本名山，因常山王（即恒山王。）不疑薨，以山改封常山王，更名义，后立为帝，又名弘，始觉了了。此虽小节，亦见《史记》之密。
○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
《汉书 武帝纪赞》谓帝：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兴太学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举封禅，绍周后，号令文章，焕焉可述，后嗣得遵洪业，有三代之风。以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何以加焉？”是专赞武帝之文事，而武功则不置一词。抑思帝之雄才大略，正在武功。因匈奴屡入寇，则使卫青七出塞，击，收入河南地，置朔方郡。公孙敖筑受降城，徐自为筑五原塞，千余里列亭障，至卢朐，徙贫民实之。又使霍去病六出塞，击匈奴右地，降浑邪王，筑令居以西，置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四郡。又使李广利伐大宛，斩其王母寡。自敦煌西至盐泽，起亭障，屯田于轮台、渠黎。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。使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，以其地为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此开境于极南者也。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，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，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。此开境于东境者也。又使唐蒙、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，继遣中郎郭昌、卫平等平南夷为柯郡，邛都为越隽郡，都为沈黎郡，冉ζ为文山郡，白马为武都郡。夜郎、滇王先后入朝，以滇地为益州郡。此开境于西南者也。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，以其地为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元菟四郡。此开境于东北者也。又使张骞等通西域，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。此开境于极西者也。其中有秦所本有，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，如朔方、朝鲜、南越、闽越，秦时虽已内属，然不过羁縻附隶，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。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，西北则酒泉、敦煌等郡，南则九真、日南等郡，西南则益州等郡，而西域三十六国，又秦时所未尝闻也。统计武帝所辟疆土，视高、惠、文、景时几至一倍，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，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，千万年皆食其利。故宣帝时韦玄成等议，以武帝丰功伟烈，奉为世宗，永为不毁之庙。乃班固一概抹煞，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，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。盖其穷兵黔武，敝中国以事四夷，当时实为天下大害。故宣帝时议立庙乐，夏侯胜已有“武帝多杀士卒，竭民财力，天下虚耗”之语。至东汉之初，论者犹以为戒，故班固之赞如此。其《西域传赞》亦谓光武闭玉门关，谢外国朝贡，虽大禹之叙西戎，文帝之却走马，殆无以过。其持论犹此意也。
○汉帝多自立庙
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。《汉书》本纪，文帝四年，作顾成庙。注：帝自为庙，制度狭小，若可顾望而成者。贾谊策有云，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，即指此也。景帝庙曰德阳，武帝庙曰龙渊，昭帝庙曰徘徊，宣帝庙曰乐游，元帝庙曰长寿，成帝庙曰阳池。俱见《汉书》注。
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
汉初诸臣，惟张良出身最贵，韩相之子也。其次则张苍，秦御史；叔孙通，秦待诏博士。次则萧何，沛主吏掾；曹参，狱掾；任敖，狱吏；周苛，泗水卒史；傅宽，魏骑将；申屠嘉，材官。其余陈平、王陵、陆贾、郦商、郦食其、夏侯婴等皆白徒。樊哙则屠狗者，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，灌婴则贩缯者，娄敬则挽车者，一时人才皆出其中，致身将相，前此所未有也。盖秦、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。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，卿大夫亦世其官，成例相沿，视为固然。其后积弊日甚，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，无有底止，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，祸乱不已。再并而为七国，益务战争，肝脑涂地，其势不得不变，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，一时亦难遽变，于是先从在下者起。游说则范睢、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，徒步而为相。征战则孙膑、白起、乐毅、廉颇、王翦等，白身而为将。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，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，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，固不能一旦扫除之，使匹夫而有天下也。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，以开一统之局。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，与民休息，则祸乱不兴，下虽无世禄之臣，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。惟其威虐毒，人人思乱，四海鼎沸，草泽竞奋，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，角群雄而定一尊。其君起自布衣，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，立功以取将相，此气运为之也。天之变局，至是始定。然楚汉之际，六国各立后，尚有楚怀王心、赵王歇、魏王咎、魏王豹、韩王成、韩王信、齐王田儋、田荣、田广、田安、田市等。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、韩等，继分国以侯绛、灌等。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，不得而遽易之也。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，汉所封异姓王八人，其七人亦皆败灭。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，而天意已另换新局，故除之易易耳。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，迨至七国反后，又严诸侯王禁制，除吏皆自天朝，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，又多以事失侯，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，而成后世征辟、选举、科目、杂流之天下矣。岂非天哉！
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
《汉书齐悼惠王传赞》云，高祖初定天下，大封同姓诸侯，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，汉但为置丞相而已。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。今案悼惠初封，得自置二千石。（《悼惠传》）是二千石得自置也。田叔为人廉直，赵相言于赵王张敖，即以为郎中。（《田叔传》）是郎中亦自置也。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：“大王逐汉所置相、二千石，而请自置，皇帝屈法许之。”是并得自置相矣。昭书又云：“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，为军吏者中尉主，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，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。”如曰：“御史以下皆王官也。”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。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，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，窦太后诏不许，是时已在七国反后，故禁令稍严。武帝以衡山王骄恣，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，则禁网更密矣。其后又有左官、附益、阿党之法，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，贫者或乘牛车。（《悼惠传赞》）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，亦事势之必然也。
○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
古无年号，即有改元，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。如汉文帝十六年，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，乃以明年为后元年。景帝即位之七年，改明年为中元年，又以中元五年，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。至武帝始创为年号，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，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，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。据《史记 封禅书》，武帝六年，窦太后崩。其明年，征文学之士。明年，至雍，郊见五。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，而不著某年。下又云，后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数。一元曰建元，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，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。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，从前之建元、云光等号，乃元狩后重制嘉号，追纪其岁年也。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，其下所云明年、又明年，皆可书元光几年、元朔几年，岂不简易明白，而乃云明年、后年耶？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，每六年一改元，太初至征和，每四年一改元，征和四年后，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，盖帝亦将终矣。
○汉儒言灾异
上古之时，人之视天甚近。迨人事繁兴，情伪日起，遂与天日远一日，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。即以六经而论，《易》最先出，所言皆天道。《尚书》次之，《洪范》一篇备言“五福”、“六极”之征，其他诏诰亦无不以“惠迪”、“从逆”为吉凶。至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盛于商、周，则已多详于人事，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，如“正月繁霜”诸作，不一二见也。惟《春秋》记人事，兼记天变，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，非孔子所创也。战国纷争，诈力相尚，至于暴秦，天理几于灭绝。汉兴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阴阳为儒宗者。宣、元之后，刘向治《谷梁》，数其祸福，傅以《洪范》，（《五行志》序）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。观《五行志》所载，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，推既往以占将来，虽其中不免附会，然亦非尽空言也。昌邑王为帝无道，数出微行，夏侯胜谏曰：“久阴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。”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，疑安世漏言，安世实未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《洪范五行传》云：“皇之不极，厥罚常阴，时则有下人谋上者。”光、安世大惊。（《胜传》）宣帝将祠昭帝庙，旄头剑落泥中，刃向乘舆，帝令梁邱贺筮之，云有兵谋，不吉，上乃还。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，欲俟上至为逆，事发伏诛。（《贺传》）京房以《易》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侯，各有占验。每先上疏言其将然，近者或数月，远或一岁，无不屡中。（《房传》）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，为阴气太甚，极阴生阳，恐反有火灾。未几，孝武园白鹤馆火。（《奉传》）是汉儒之言天者，实有验于人，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，无复忌讳。翼奉谓，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，变见于星气。犹人之五脏六体，脏病则气色发于面，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。李寻谓，日失其度，ㄙ昧无光，阴云邪气，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，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，日中者为大臣欺诬，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。孔光谓：皇之不极，则咎征荐臻。其传曰：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。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，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以此见天心之仁，爱人君，欲止其乱也。谷永亦言，灾异者，天所以儆人君过失，犹严父之明诫，改则祸消，不改则咎罚。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，若有秒忽不爽者。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，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，遂出宠臣张放于外，赐萧望之爵，登用周堪为谏大夫。又因何武言，擢用辛庆忌。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，召用彭宣、孔光、何武，而罢孔宠、息夫躬等。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，故应之以实不以文。降及后世，机智竞兴，权术是尚，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，而天无权。即有志图治者，亦徒详其法制禁令。为人事之防，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。故自汉以后，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。间或日食求言，亦只奉行故事，而人情意见，但觉天自天，人自人，空虚廖廓，与人无涉。抑思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日食三十六，地震五，山陵崩二，彗星见三，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，火灾十四，以及五石陨坠，六退飞，多麋，有蜮，鸲鹆来巢，昼暝晦，大雨雹，雨木冰，李梅冬实，七月霜，八月杀菽之类，大书特书不一书，如果与人无涉，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？
《汉书 艺文志》有刘向《五行传》十一卷，是以言《五行传》者，皆以为刘向所作。然《汉书 五行志》先引“经曰”，则《洪范》本文也。次引“传曰”，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。今观夏侯胜引《洪范五行传》以对张安世，则武帝末已有是书，不自刘向始也。汉代言阴阳灾异者，惟眭孟与胜同时，其余京房、翼奉、刘向、谷永、李寻、解光等皆在胜后。（见《眭弘等传赞》。）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。在胜前者，有董仲舒、夏侯始昌。然仲舒之阴阳本之《春秋》，不出于《洪范》，今仲舒所著《繁露》具在，初无推演五行之处。至《尚书》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，而伏生亦未言《洪范》灾异，其弟子作《尚书大传》，亦无五行之说。惟夏侯始昌以《尚书》教授，明于阴阳，先言柏梁台灾日，至期果验。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，武帝甚重始昌。然则胜所引《洪范五行传》，盖即始昌所作也，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。
○汉重日食
汉文帝诏曰：“人主不德，则天示之灾。今日食适见于天，灾孰大焉。”宣帝诏曰：“皇天见异，以戒朕躬。”光武诏曰：“吾德薄致灾，谪见日月，战忄栗恐惧，夫何言哉！今方念愆，庶消厥咎。其令百官各上封事，上书者不得言圣。”明帝诏曰：“朕奉承祖业，无有善政，日月薄蚀，彗孛见天，虽夙夜勤思，而知能不逮。今之动变，倘有可救，其言事者靡有所讳。”又诏曰：“朕以无德，下贻人怨，上动三光，日食之变，其灾尤大，《春秋》图谶，所谓至谴。永思厥咎，在予一人。”章帝诏曰：“朕之不德，上累三光，震忄栗切切，痛心疾首。前代圣君，博思咨诹，有开匮反风之应。今予小子，徒惨惨而已。”以上诸诏，皆有道之君，太平之世，尚遇灾而惧如此。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、何平元年、永始二年之诏，哀帝元寿元年之诏、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，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，三公亦皆免冠自劾。盖汉时去古未远，经传垂戒之语，师友相传。如孔光论：“日者众阳之宗，人君之表。君德衰微，则日蚀应之。”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。刘向并以《春秋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。郑兴亦疏言：“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。今孟夏纯乾，阴气未作，其灾尤重。”马严亦疏言：“日者众阳之长，食者阴侵之征，是阴盛陵阳之象也。”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。盖皆圣贤绪论，期于修德弭灾，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，不关人事也。
○汉诏多惧词
文帝诏曰：“朕以不敏不明，而久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”又诏曰：“间者岁比不登，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”元帝诏曰：“元元大困，盗贼并兴，是皆朕之不明，政有所亏，咎至于此。朕甚自耻，为民父母，若是之薄，谓百姓何！”又诏曰：“朕ㄙ于王道，靡瞻不眩，靡听不惑，是以政令多违，民心未得。”东汉明帝诏曰：“朕承大运，继体守文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惧有废失。若涉渊冰而无舟楫，实赖有德左右小子。”又诏曰：“比者水旱不时，边人食寡，政失于上，人受其咎。”章帝即位诏曰：“朕以无德，奉承大业，夙夜战忄栗，不敢荒宁，而灾异仍见，与政相应。朕既不明，涉道日寡，又选举乖实，俗吏伤人，官职耗乱，刑章不中，可不忧欤！”岐山得铜器，诏曰：“今上无明天子，下无贤方伯，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，斯器曷为来哉！”和帝诏曰：“朕奉承鸿烈，阴阳不和，水旱违度，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。寤寐永叹，用思孔疚。”又诏曰：“比年不登，百姓虚匮，京师去冬无雪，今春无雨，黎民流离，困于道路。朕痛心疾首，靡知所济，瞻仰昊天，何辜今人？”安帝诏曰：“朕以不德，不能兴和降善，灾异蜂起，寇贼纵横，百姓匮乏，疲于征发。朕以不明，统理失中，亦未获忠良，以毗阙政。”顺帝诏曰：“朕涉道日寡，政失厥中，阴阳气隔，寇盗肆暴，忧瘁永叹，如疾首。”以上诸诏，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，不能有高、武英气，然皆小心谨畏，故多蒙业而安。两汉之衰，但有庸主而无暴君，亦家风使然也。
○汉时以经义断事
汉初法制未备，每有大事，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。如张汤为廷尉，每决大狱，欲傅古义，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者，补廷尉史，亭疑奏谳。（《汤传》）倪宽为廷尉掾，以古义决疑狱，奏辄报可。（《宽传》）张敞为京兆尹，每朝廷大议，敞引古今处便宜，公卿皆服是也。（《敞传》）今见于各传者：宣帝时，有一男子诣阙，自称卫太子，举朝莫敢发言，京兆尹隽不疑至，即令缚之。或以为是非未可知，不疑曰：“昔蒯违命出奔，辄拒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卫太子得罪先帝，已为罪人矣。”帝及霍光闻之曰：“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。”（《不疑传》）匈奴大乱，议者遂欲举兵灭之。萧望之曰：“春秋士モ侵齐，闻齐侯卒，引师还，君子善其不伐丧。今宜遣使吊问，则四夷闻之，咸服中国之仁义。”宣帝从之。呼韩邪单于遂内属。（《望之传》）朱博、赵玄、傅晏等奏，何武、傅喜虽已罢退，仍宜革爵。彭宣劾奏，博玄、晏等欲禁锢大臣，以专国权。诏下公卿议，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，谮季孙行父于晋，晋人执囚行父，《春秋》重而书之。今傅晏等职为乱阶，宜治其罪。哀帝乃削晏封户，坐玄罪。（《朱博传》）哀帝宠董贤，以武库兵送其第，毋将隆奏：“春秋之谊，家不藏甲，所以抑臣威也。孔子曰：‘奚取于三家之堂’臣请收还武库。”（《隆传》）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，上书荐显，为显所恶，下狱定谳，引《书》“谗说殄行”，《王制》“顺非而泽”，请论如法。捐之遂弃市，兴减死一等，（《捐之传》）此皆无成例可援，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。援引古义，固不免于附会，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，自亦无庸援古证今，第条例过多，竟成一吏胥之天下，而经义尽为虚设耳。
○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
汉时贤良方正等人，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，今见于各列传者，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。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；董仲舒已为博士；冯唐已为骑都尉，归家，群臣举为贤良，唐年九十余，不能为官；王吉已为云阳令，举贤良为昌邑中尉；贡禹已为凉州刺史，病去官，更顿贤良，为河南令。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。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；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；孔光已为议郎，举方正，迁谏大夫；盖宽饶亦已为郎，举方正，对策高第，亦迁谏大夫；陈咸已为九卿，罢归，举方正直言，为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。薛宣为不其丞，举茂才，迁乐浪都尉；尹赏为楼烦长，举茂材，迁粟邑令。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。至于孝廉之举，其名虽合为一，而廉与孝不分，大约举孝者少，而察廉者多。如平陵令薛恭，乃本县孝者，不能繁剧。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，翁归举廉为缑氏尉，又举廉为弘农尉，张敞察廉为泉仓长，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，王尊察廉为盐官长，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。
○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
三代诸侯，各自纪年。孔子志在尊王，而修《春秋》亦以鲁公编年，盖成例相沿，虽圣人不能改也。至汉犹然。《史记》诸侯王世家，纪年不用帝年，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。如《楚元王传》，元王子戊二十一年，景帝之三年也。又《梁孝王传》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二年孝文帝崩，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五年复朝。最后云：梁共王三年，景帝崩。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。《汉书》亦同。盖当时虽已大一统，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。案《汉书 齐悼惠传》，城阳景王章，孝文二年，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，二年薨，子喜嗣。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。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。
○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
汉文帝诏曰：“孝悌，天下之大顺也。力田，为生之本也。三老，众民之师也。其以户口率置常员。”章怀《后汉书注》，“三老、孝悌、力田皆乡官之名也。三老，高帝置。孝悌、力田，高后。”云。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。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，弟及力田人一匹。武帝赐县三老、孝者帛人五匹，乡三老、弟者、力田帛人三匹。元帝诏赐三老、孝者帛人五匹，弟者、力田人三匹。东汉章帝诏曰：“三老尊年也，孝悌淑行也，力田勤劳也，其赐帛人各一匹。”
○汉三公官
汉承秦制，设丞相、御史大夫，以理朝政，谓之二府。刘向封事所云：“今二府奏佞谄，不当在位”是也。亦称三公。晁错之父谓错曰：“人口议多怨公者。”以父而呼子为公，徐孚远曰：“御史大夫，三公也。”错父盖以官称之。又汲黯谓公孙弘，身为三公而犹布被，是时弘为御史大夫，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。其掌兵者则曰太尉，武帝改为大司马，而冠以将军之号。（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。）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，丞相一人事多废滞，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，与丞相、大司马备三公官。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。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。于是太尉、大司徒、大司空称为三公。建武二十七年，诏大司徒、大司空去“大”字，故刘昭《百官志》称太尉公、司徒公、司空公。此三公亦曰三司。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：“三司之职，内外是监。”顺帝诏亦云，“刺史、二千石之选，归任三司”是也。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，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，自骘始也。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，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。如和帝初，窦太后临朝，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。殇帝初，邓太后临朝，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。于是太尉、太傅、司徒、司空又称四府，种疏“请敕四府，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”是也。至大将军、骠骑、车骑将军，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，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，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，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，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，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四府之上。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，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，故位在三公上，后仍更渡制。和帝初，窦宪以大将军辅政，权势既盛，公卿希旨，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。嗣后梁商、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，故顺帝举将帅、选武猛等诏，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。终汉之世，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，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，否则不设，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。至献帝时，董卓自为相国，（相国又在丞相上，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。）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之官仍旧。迨曹操柄国，虑人分权，乃复汉初旧制，罢三公官，专设丞相、御史大夫，而自为丞相，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。
○灾异策免三公
案《周官》三公之职，本以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为务。汉初犹重此说，陈平谓文帝曰：“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遂万物之宜者也。”丙吉问牛喘，以为“三公调和阴阳，今方春少阳用事，未可大热，恐牛因暑而喘，则时节失气，有所伤害。”魏相亦奏：“臣备位宰相，阴阳未和，灾害未息，咎在臣等。”是汉时三公官，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，因而遇有灾异，遂有策免三公之制。《徐防传》，防为太尉，与张禹参录尚书事，后以灾异寇贼策免，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。（《防传》）然薛宣为丞相，成帝册曰：“灾异数见，比岁不登，百姓饥馑，盗贼并兴。君为丞相，无以帅示四方，其上丞相印绶罢归。”是防之先已有此制。如《汉书注》谓：“天文大变，天下大祸，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，策告殃咎，丞相即日自杀。”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。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，如元帝永光元年，春霜夏寒，日青无光，丞相于定国自劾，归侯印，乞骸骨。明帝永平十三年，日蚀，三公免冠自劾是也。盖西汉三公之官，无所不统，观安帝诏谓：“三司之职，内外是监。”顺帝诏谓：“刺史、二千石之选，归任三司。”此虽东汉之诏，而职任实自西京。可见选用牧守，举劾奸邪，皆三公之责。《朱浮传》，汉故事，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，事先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吏案实，然后黜退。武帝又置丞相司直，助丞相举不法者。如鲍宣为冀州牧，司直奏宣举错烦苛，代二千石置吏。又王商为丞相，有琅邪太守杨彤，其郡有灾十四以上，商部属案实，商遂奏免彤官。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。自光武躬亲吏事，三府任轻，机事转委尚书。（《陈忠传》）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，而权归刺举之吏。故朱浮谓，帝以使者为腹心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。（《浮传》）自和、安以后，女后临朝，外戚辅政，三公之任益轻。如邓彪年老，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，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，而宪实握事权，有所施为，外令彪奏，内白太后，事无不从。是录尚书者且听命于戚臣矣。三公之轻如此，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，此实非事理之平，故陈忠以为非国体，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，权归台阁，（谓尚书也。）然政有不理，犹加谴责。（如韩歆、欧阳歙、戴涉等先后为司徒，皆坐事死。）以后则权移外戚之家，宠被近习之竖，及至灾异屡见，反以策让三公，至于死免。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，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，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。
○上书无忌讳
贾谊《治安策》，愿文帝“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。使顾成之庙，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，与天无极。”又曰：“若畜乱宿祸，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，将使不宁，不可谓仁。”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，太子未成人之时也。又谷永奏成帝曰：“汉兴九世，百九十余岁，继体之主七，皆顺承天道。至陛下独违道纵欲，轻身妄行，积失君道，不合天意，亦已多矣。为人后嗣，守人功业如此，岂不负哉！”（《永传》）刘向奏成帝亦曰：“陛下为人子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家，降为皂隶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？”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，敌以下所难堪，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，且叹赏之，可谓盛德矣！然文帝以谊所言分封王国子弟等事，多见之施行。成帝则徒叹向之忠，而不能收外家之权，卒至日后篡夺之祸，是徒受直言亦无益也。
○上书召见
汉高祖驻军，郦食其谒见，帝方洗足，即召入。郦生责以不宜倨见长者，帝又改容谢之。陈平以魏无知入见，即召赐食，遣出。平曰：“臣所言不可过今日。”遂欣然留，使尽言。（《平传》）帝在洛阳，娄敬脱挽辂谓虞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。”虞将军欲为易衣，敬曰：“臣衣帛帛见，衣褐褐见。”将军入言上，上即召见赐食。（《敬传》）此高祖创业时，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。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，朝廷尊严，宜与臣民阔绝矣，乃主父偃上书，朝奏入，暮即召见。同时徐乐、严安亦上书，俱召见，曰：“公等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。”（《主父偃传》）终军上书言事，帝奇其文，即拜为谒者。（《军传》）甚而东方朔上书，自言：“年十三学书，十五学剑，十六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诵二十二万言，十九学《孙》、《吴》，亦诵二十二万言。今年二十三，长九尺三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，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。”其狂肆自举如此，使在后世，岂不以妄诞得罪？乃帝反伟之，而令待诏金马门，遂以进用。（《东方朔传》）史称武帝招英俊，程其器能，用之如不及，宜乎兴文治，建武功，为千古英主也。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，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，帝大感悟，召见，即拜为大鸿胪。不数月，遂为丞相，帝之度外用人如此，而当时禁网疏阔，怀才者皆得自达，亦于此可见矣。
○汉武用将
武帝长驾远驭，所用皆斥也之士，不计流品也。《张骞传》，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，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，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，募吏民无问所从来，为备人众遣之。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，天子为其习之，辄案致重罪，以激之令赎，复求使，大者予节，小者为副，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，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。至其操纵赏罚，亦实有足以激劝者，如卫青、霍去病等，屡经出塞，为国宣力，固贵之宠之，封侯增邑不少靳。或奋身死事，如韩千秋战死南越，帝曰：“千秋功虽不成，然亦军锋之冠。”则封其子为成安侯。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，如李广得伐大宛，斩其王母寡，而私罪恶甚多，则以其万里征伐，不录其过。甚至失机败事，而其罪可谅，其才尚可用者，亦终不刑戮，使得再自效。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，广失亡多，骞后期，皆当斩，皆许赎为庶人。广又全军覆没，身为匈奴所得，佯死夺其马奔归，当斩，亦赎为庶人。他如公孙敖亡七千人，赵食其迷失道，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，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将军，以致失亡多，皆当斩，皆许赎为庶人，后皆重诏起用，使之立功。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，如李广夜行，为灞陵醉尉所辱，及为将，请尉俱行，至即斩以报怨，上疏自言，帝不惟不以为罪，反奖誉之以成其气。其有恃功稍骄蹇者，则又挫折而用之。如杨仆已破南越，会东越反，帝欲以为将，为其伐前劳，特诏责之，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，激使立功自赎。其驾驭豪杰如此，真所谓绦镟在手，操纵自如者也。而于畏忄Й者则诛无赦，如大司农张成、山州侯刘齿击东越，畏贼不敢进，赛锻便处，即立诛之。又或冒功行诈，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，与杨仆争功嫉妒，虽克朝鲜，终坐弃市。（以上皆见各本传。）赏罚严明如此，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！史称雄才大略，固不虚也。
○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
汉武帝三大将，皆从嬖宠擢用。卫青父郑季，给事平阳侯家，与卫媪通，生青，故青冒姓卫氏，为平阳主骑奴。而卫媪先有女子夫，以主家讴者得幸于帝，立为后。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，征匈奴有功，封长平侯。平阳主寡居，青即尚焉。霍去病父霍仲孺，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，生去病。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，征匈奴有功，封冠军侯。李广利之进也，其女弟本倡，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。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，伐大宛，得其王母寡头以归，封海西侯。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，或为奴仆，或为倡优，徒以嬖宠进，后皆成大功，为名将，此理之不可解者也。且卫媪一失节仆妇，生男为大将军。生女，长君孺，嫁公孙贺，官至丞相；次少儿，生去病，又嫁陈掌，亦为詹事；小女子夫，且为皇后。而去病异母弟光，又因去病入侍中，后受遗辅政，封博陆侯，为一代名臣。其始皆由贱妇而起，间气所钟，固有不择地者哉！
○与苏武同出使者
苏武使匈奴，守节不屈，十九年始得归，人皆知之。然是时守节绝域，或归或不得归，不止武一人也。先是长史任敞使匈奴，欲令单于为外臣，单于怒，留敞不遣。又郭吉讽单于，单于亦留吉，辱之于北海上。路充国为单于所留，且侯单于立，始得归。是诸人皆在武之先。又《匈奴传》，匈奴欲和亲，先归苏武、马弘等以通善意。马弘者，前副光禄任忠使西域，为匈奴所遮，忠战死，弘被擒，不肯降，至是得归。是武之外尚有马弘也。赵破奴以浚稽将军与匈奴战，为所得，在匈奴中十年，与其子定国逃归，是破奴亦守节不屈者也。张骞先使月氏，道半为匈奴所得，留十年，持汉节不失。后乃逃出，由大宛、康居至月氏、大夏。从羌中归，又为匈奴所得。岁余，乘其国内乱乃脱归。是骞之崎岖险阻，更甚于武也。即与武同时出使者，有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，后胜为匈奴所杀，惠仍在匈奴，教汉使言天子在上林射，得雁足书，知武等所在，故武得归。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。同时随武还者九人，见于《武传》者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，然至今但称武而已。惠后以军功封长罗侯，尚在人耳目间，圣、终根虽附书于传，已莫有知之者，其余尚有六人，并氏名亦不载，则同一使也，而传不传亦有命。又况是时二十余年间，汉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汉使以相当，前后凡十余辈，则其中守节不屈者亦必有人，而皆不见于史籍，则有幸有不幸，岂不重可叹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