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三十一
○明史
近代诸史，自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外，《辽史》简略，《宋史》繁芜，《元史》草率，惟《金史》行文雅洁，叙事简括，稍为可观，然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盖自康熙十七年，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《明史》，叶方蔼、张玉书总裁其事，继又以汤斌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陈廷敬、张英先后为总裁官，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，论古有识。后玉书任志书，廷敬任本纪，鸿绪任列传。至五十三年，鸿绪传稿成，表上之，而本纪、志、表尚吸锻，鸿绪又加纂辑，雍正元年再表上。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，即鸿绪本，选词臣再加订正，乾隆初始进呈，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。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。惟其修于康熙时，去前朝未远，见闻尚接，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，非同《后汉书》之修于宋，《晋书》之修于唐，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。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，或增或删，或离或合，故事益详而文益简。且是非久而后定，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，益可征信，非如元末之修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，明初之修《元史》，时日迫促，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。他不具论。自魏收、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，遂代人作家谱，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，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，宋子京以为简要，其实转滋瞀惑。《明史》立传，则各随时代之先后。除徐达、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，此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例，以叙功臣世次。杨洪、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，则以其家世为将，此又是一例。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，如张玉、张辅，父子也，而一著功于靖难，一著功于征交，则各自为传。以及周、周经，耿裕、耿九畴，杨廷和、杨慎，瞿景、瞿式耜，刘显、刘纟廷等，莫不皆然。其无大事可记者，始以父附子，以子附父，（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《何乔新传》首，刘仁宅先叙于其子《刘大夏传》首，此以父附子也。《林瀚传》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，《许进传》后附其子诰、赞、议、论等，此以子附父也。）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，各有战功，则御蕃可附《肇基传》矣，而以其功在登、莱，则宁附于同事之《徐从治传》，而不附《肇基传》。其他又有稍变通者，徐寿辉僭号称帝，应列群雄传，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，则并入《友谅传》，而寿辉不另传。姚广孝非武臣，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，则与张玉、朱能等同卷。黄福、陈洽等皆文臣，柳升、王通等皆武臣，而以其同事安南，则文武同卷。秦良玉本女土司，而以其曾官总兵，有战功，则与诸将同卷。李孜省、陶仲文各擅技术，应入《方技传》，而以其藉此邀宠，则另入《佞幸传》。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。自《宋史》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，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，一若各为一事者，非惟卷帙益繁，亦且翻阅易眩。《明史》则数十人共一事者，举一人立传，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。即同事者另有专传，而此一事不复详叙，但云语在某人传中。如孙承宗有传，而柳河之役，则云语在《马世龙传》中。祖宽有传，而平登州之事，则云语在《朱大典传》是也。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，如《陈奇瑜传》云，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；《象升传》亦云，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。甚至熊廷弼、王化贞，一主战，一主守，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化贞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廷弼传》内。袁崇焕、毛文龙，一经略，一岛帅，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文龙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崇焕传》内。此又编纂之得当也。而其尤简而括者，莫如附传之例。如《扩廓传》附蔡子英等，《陈友定传》附靳义等，《方孝孺传》附卢原质等，以其皆抗节也。《柳升传》附崔聚等，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。《李孜省传》附邓常恩等，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。至末造殉难者，附传尤多。如《朱大典传》附王道等数十人，《张肯堂传》附吴钟峦等数十人，而《史可法传》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，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，乃以诸武臣尽附于《刘肇基传》。以及《忠义》、《文苑》等，莫不皆然。又《孝义传》既案其尤异者，各为立传，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，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。又如正德中谏南巡，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；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，亦一百四五十人，皆一一载其姓名。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，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，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，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，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。又《高倬传》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、杨维垣、黄端伯、刘成治、吴嘉允、龚廷祥六人，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，捷、维垣独缺，则以此二人本阉党，其事已见各列传中，不屑为之附传，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，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，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，事之功罪，则轻重务得其平。如李东阳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、沈一贯、方从哲、熊廷弼、袁崇焕、陈奇瑜、熊文灿、杨嗣昌等，功罪互见，枉幸并呈，几于无一字虚设，虽篇幅稍多，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，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。此《明史》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，非细心默观，不知其精审也。
○明史立传多存大体
《明史》立传多存大体，不参校他书，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。如《龙兴慈记》，徐达病疽，帝赐以蒸鹅，疽最忌鹅，达流涕食之，遂卒。是达几不得其死，此固传闻无稽之谈。然解缙疏有刘基、徐达见忌之语。（《缙传》）李仕鲁疏亦谓，徐达、刘基之见猜，几等于萧何、韩信。（《仕鲁传》）此二疏系奏帝御览，必系当日实情，则帝于达、基二人疑忌可知也。今《明史》《达》、《基》二传则帝始终恩礼，毫无纤芥，盖就大段言之，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，固可略而不论。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，如达、基之令终已属仅事，故不复稍著微词也。又如《草木子》载，宋讷以元臣降，为国子祭酒，极意严刻，以称上意，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，死必验视乃敛，其酷甚于周兴、来俊臣云。而《明史 讷传》绝不及之，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，诫诸生守讷规，违者罪至死而已。又如张辅之死，据《庾巳编》谓，辅从英宗北征，土木之难逃归，与家人诀而缢死于先墓。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，死土木之难，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。盖讷以严重立教，最有师法；辅四朝勋德，白首无间言，故各著其所优，而小疵在所略也。又如杨廷和之入阁，《双岐杂记》谓由刘瑾之力，而本传绝不及，并言廷和忤瑾，瑾摘《会典》小误，夺其俸二级，是廷和不惟不附瑾，且与瑾忤矣。于谦之死，以石亨、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。《谦传》但谓曹、石之诬，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晰，则于《襄王瞻传》见之，谓英宗复辟后，于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，乃土木陷后，欲召襄王而不果，其符遂留阁中，然后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，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。熹宗懿安张后，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，故本朝定鼎，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，而张后独缺，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，（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，国变时，后出宫，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。刘本旧弁，事后无失礼，及我朝兵至，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，后遂缢死。本朝实录，顺治五年间，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，聚众扰畿辅。又陈玉基作《宦者高永寿传》，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。后有熹宗妃任氏出宫，为少年所得，年余，费其赀且尽。任氏怒，自称我张后也，胡为至此。闻者不敢隐，遂送官。永寿独识之，然亦不敢明正其伪。）故┰典不及。至修史时，则本纪据陈玉基所传，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，而《流贼传》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，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，尤见书法之不苟矣。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，招降东乡贼为新兵，已而复叛，事见《陈金传》，而《世宁传》不载。徐阶当国，为讲学会，张岳疏诋之，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，谈虚论寂，事见《岳传》，而《阶传》不载。陇川用兵，邓子龙不能驭军，因饷稍缓，大噪作乱，鼓行至永昌、大理，过会城，巡抚萧彦调土、汉兵夹击之，乱始定，事见《彦传》，而《子龙传》不载。盖为名臣立传，其人偶有失误，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，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。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，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。
○大礼之议
孝宗崩，子武宗立。武宗崩，无子，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，伦序当立，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，是为世宗。世宗即位，诏议追崇所生。廷和检汉定陶王、宋濮王故事，授尚书毛澄曰：“是可为据。”澄大会文武百官议，请帝称孝宗曰皇考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，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，自称侄皇帝。议三上三却。进士张璁独疏谓，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，圣母则母以子贵，尊与父同。帝大喜，于是连驳礼官议。廷臣不得已，请尊孝宗为皇考，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，与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。已而桂萼疏上，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，兴献帝为皇考，别立庙大内，正兴国太后之礼，定称圣母。张璁又疏继之，并谓宜去本生之称。帝是之，而廷臣伏阙哭争。帝大怒，杖谪者数十人。于是席书等议，孝宗皇伯也，宜称皇伯考。昭圣皇太后伯母也，宜称皇伯母。兴献帝父也，宜称皇考。章圣皇太后母也，宜称圣母。武宗仍称皇兄，庄肃皇后宜称皇嫂。乃诏告天下，尊称遂定。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，谓宜考孝宗者，杨廷和、毛澄、汪俊及满朝诸臣也。廷和疏曰：“礼谓所後者为父，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，此古今不易之典也。”毛澄疏曰：“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，奉共王后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，师丹以为恩义备至。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，是为英宗，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，称皇伯而不名。乃立濮王园庙，以宗朴为濮国公，奉濮王祀。程颐之言曰，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，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，此人之大伦也。然所生之义至尊，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，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。”此考孝宗之说，援引汉哀帝、宋英宗二案为据，举朝宗之者也。张璁、桂萼等则谓哀帝、英宗由成帝、仁宗预立为嗣，养之宫中，其为人后之义甚明。今武宗无嗣，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，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。是陛下乃继统，非继嗣也。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，汉文帝则以弟继，宣帝则以兄孙继，何必夺此父子之情，建彼父子之号也。已而璁、萼又疏言，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，惟在考与不考。而方献夫、席书等亦宗其说，疏言：“为人后者，父尝立之为子，子尝事之为父也。今孝宗本有武宗矣，未尝以陛下为子也，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。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，今不忍孝宗之无后，独忍武宗之无后。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，乃不继武宗之大统，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，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。”此考兴献帝之说，璁、萼、献夫书等之所执也。究而论之，廷和等援引汉哀、宋英二案，固本先儒成说。然世宗之立，与汉哀、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，第以伦序当立，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，入继大统。若谓继统必继嗣，则宜称武宗为父矣。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，遂欲抹煞武宗一代，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，其理本窒碍而不通。故璁论一出，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。《明史》于《毛澄》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，《张璁》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，使阅者各见其是，自有折衷。而于《澄》等传赞谓，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，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、宋英不同，争之愈力，失之愈深，真属平允至当之论，可为万世法矣。
○李福达之狱
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，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，为嘉靖年间一大事。御史马录巡按山西，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，坐以大辟。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，录遂并以劾勋。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，又诘责勋，勋已伏罪矣。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，共恶之，遂群起攻勋，欲正其党逆之罪。勋乃力图反噬，以议礼犯众怒为言。帝心动，特命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。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，为朝臣所嫉者，遂尽反其狱，谓寅非福达，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。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。此张、桂等之恃宠窃权，庇奸报怨，罪不容诛者也。然是时寅、福达名姓不同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。李翊《戒庵漫笔》载项乔之论曰，寅以白莲教惑人，自有本罪，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，是固谓寅非福达矣。《法传录》亦云，福达五台人，寅徐沟人，张为县中著姓，谱牒甚明，马录悉诋为伪，一笔抹去，是亦谓寅非福达矣。惟《从信录》及《林居漫录》则实指为寅即福达，王[A158]登《竹墅席上谈》亦记福达脱罪后，游于江南，苏州寓元妙观，常州寓杨七郎家，松江寓朱恩尚书家，所试奇术甚众，而惜其自投法网，改名张寅，几得重祸，则以为寅即福达。诸说纷纷如此，作史者宜何从？今试平心论之，张寅被薛良首告，指为李福达，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，马录键遁以定谳，非逆知有勋之来嘱，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。则寅之为福达，不待辩也。及勋嘱书至，录据以劾勋，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，其挟权挠政，固已罪无可逭，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。迨张、桂欲藉此为勋报复，则不得不反此狱，而以寅非福达为词，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，然后勋之罪益重，以此激帝怒。于是公案尽翻，至颁刻《钦明大狱录》以示天下，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。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，故于《马录传》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，而于传末又言寅、福达姓名错误，人亦疑之。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，跟究由来，而福达之狱益信。又于《唐枢传》载其全疏，确指寅即福达之处，历历有据，而此狱更无疑义。于是马录诸臣之枉，张、桂等之诬，皆了然共见，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。
○袁崇焕之死
袁崇焕之死，今日固共知其冤。而在当时，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，（时帝怒甚，欲族诛崇焕，以何如宠申救，免死者三百余口，见《如宠传》。）键顿朝之臣，及京城内外，无不訾其卖国者，杨士聪平心而论，亦但言其罪不至此，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。其所撰《玉堂荟记》云，己巳之变，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，袁崇焕初至一战，人心甫定。而袁于大少所结好，毁言日至，竟罹极刑。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，至有啖其肉者，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。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，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，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。直至我朝修史时，参校《太宗实录》，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，谓崇焕密有成约，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，阴纵使去。杨监奔还大内，告于帝，帝深信不疑，遂磔崇焕于市。于是《崇焕传》内有所据依，直书其事，而崇焕之冤始白。使修史时不加详考，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，谁复能辩其诬者？于此可见《明史》立传之详慎，是非功罪，铢黍不淆，真可传信千古也。
○周延儒之人奸臣传
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，以之入《奸臣传》，未免稍过，其始入阁，未见有败检事，特以不由廷推而得，故谤议纷然。其再出也，蠲逋赋，起废籍，撤中使，罢内操，救黄道周，颇多可称。故王鸿绪《明史传稿》在列传中。而今列之《奸臣》者，崇祯十六年，我大清兵深入畿内，延儒出视师，身驻通州，不敢一战，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。一时物议沸腾，谓延儒得贿纵敌。锦衣骆养性、司礼监王德化，密以上闻，总兵唐通又尝面奏，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，无不欲食其肉，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，遂传遍天下。故数十年中，延儒受人唾骂，较他相为尤甚。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，自不得不列之《奸臣》，究之传中所载，不过信用吴昌时，致其招权纳贿，及与吴相轧而已。无论严嵩之险恶，温体仁之阴贼，非延儒所能及，即嗜进无耻之万安，倾陷善类之张璁，尚觉罪浮于延儒，而延儒乃列入《奸臣》，此非以甚延儒之恶，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。纵敌之说，本属无稽。杨士聪之论曰，纵敌者，必我能为敌所畏，方肯以贿免。当北兵深入，所过如破竹，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。及其出塞也，大书边墙曰，“文武官员免送”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，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，是何高视延儒，轻视敌兵也。此论载《玉堂荟记》，可谓得当日情事，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。或云，延儒因边警，先敛赀遣家人送归，中途为人耳目，家人姑大言以欺众，谓北兵所贻，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，遂以为实云，亦见《玉堂荟记》。
案《雷纟寅祚传》延儒招权纳贿，凡起废、清狱、蠲租，皆自居为功。考选台谏，尽收门下，求总兵、巡抚者，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。又《吴传》，延儒再相，冯铨力为多，延儒欲起之，惧众议，乃引入阁，将共为铨地。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，乃为所扼。又傅朝佑劾延儒引用袁弘勋、张道为腹心，摈钱象坤、刘宗周于草莽。倾陷正士，加之极刑，曰上意不测也。攘窃明旨，播诸朝右，曰吾意固然也。削言官以立威，挫直臣以怵众，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，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。此等事皆延儒之奸，既入《奸臣传》，而传中却又不载。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《奸臣》中，后来修史者始改编，然但列之《奸臣》卷，而传仍未改，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。
○刘基廖永忠等传
《太祖本纪》，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，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。戊戌，克安庆。壬寅，次湖口，败友谅于九江，克其城，友谅奔武昌。《友谅传》亦云，友谅陷安庆，太祖自将征之，复安庆，长驱至江州，友谅战败，奔武昌。《廖永忠传》亦云，从伐友谅，至安庆，破其水寨，遂克安庆。从攻江州，造桥于船尾，倒行其船，桥傅于城，遂克之。是皆叙明先克安庆，乘胜克江州，走友谅也。而《刘基传》则云，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，自旦及暮不下，基请径趋江州，捣友谅巢穴，遂悉军西上。友谅出不意，帅妻子奔武昌。是又未克安庆，径捣江州矣。与本纪及《友谅》诸传不合。案《赵德胜传》，从太祖西征，破安庆水寨，乘风槊小孤山，距九江五里，友谅始知，仓皇遁去，遂克江州。《仇成传》云，廖永忠、张志雄破其水寨，成以陆兵乘之，遂克安庆。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，键抖趋九江，仍留成等攻安庆。迨克江州，而安庆亦已克复，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，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。又《张玉传》，靖难兵攻东昌，与盛庸遇，成祖被围数重，力战得出。玉不知成祖所在，突入阵中，力战而死。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。而《朱能传》云，盛庸围成祖数重，张玉战死，能帅周长等力战，拔成祖出。则似玉死时，成祖尚在围中，赖朱能救免矣。或玉战死后，成祖又被围，而能救出之，乃两事耶？《方孝孺传》，谓成祖起兵，姚广孝以孝孺为托，曰：“城下之日，彼必不降，幸勿杀之。”是广孝未尝从帝军同至南都也。而《卓敬传》则云，帝登极，敬被执下狱，帝欲活之。广孝与敬有隙，谓建文若从敬言，岂有今日，遂杀之。则似帝入都时，广孝已在侧矣。案《广孝传》，靖难兵起，并未从行，及帝登极后，广孝南来，出振长洲，为其姊及友诟詈之事。当是帝既即位，广孝后至，敬尚在狱中，而一言杀之也。又《周忱传》，土木之变，议者欲焚通州粮，绝寇资，忱适议事在京，谓不如令京军自往取，则立尽，何至遂付煨烬，是此议本创自忱也。而《于谦传》又云，谦奏成阝王，通州积粮，令官军自诣关支，以赢米为之直，毋弃以资敌，则又似出于谦之策。盖忱先有此议，谦以为然，故奏行之耳。又《王骥传》，贵州苗蜂起，围平越等城，时骥征麓川回，即命率师解围。骥顿兵辰、沅不进，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载，募人自间道奏于朝，命总督军务侯大破贼，尽解诸城围。是解围者也。《镐传》则云，保定伯梁缶合川、湖兵救之，围始解。则解围又属梁缶矣。《传》则云，进讨时，副总兵田礼已解平越围。是解围实田礼也。盖是时总督军务，缶墙为将军，皆统帅，《骥》、《镐》等传但叙解围之功，则以总统为主，《传》实叙解围之人，则不可没田礼，故于《传》见之也。天启中，汪文言初下锦衣狱，镇抚刘侨止坐文言，不令牵引群臣，故少株连。据《魏大中传》谓，黄尊素语侨，勿因此起衣冠之祸，侨听之，狱词遂无所引。而《魏忠贤传》则谓，侨受宰相叶向高教，止坐文言。盖向高与尊素各有此议，使侨知之也。惟《洪钟传》，四川贼廖麻子与其党曹甫掠营山、蓬州，钟招抚之，曹甫听命，麻子忿甫背己，乃杀之。是甫为廖麻子所杀也。而《林俊传》则云，击泸州贼曹甫，指挥李荫以元日破其四营，遂擒甫。则甫系李荫擒获，非廖麻子杀之也，此不免岐误。又祖大寿一人凡两次降于我朝。据《孙承宗》、《何可纲》等传，崇祯四年，大寿筑城大凌河，为我朝兵所围，粮尽力屈，大寿与诸将欲降，可纲不从，大寿杀可纲，遂出降。是大寿于是时已降矣。其后大寿仍为明守锦州，至崇祯十四年，为我朝兵所困，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救之，大寿尚传语云，当逼以车营，勿轻战。承畴进兵大败，被围于松山。明年二月，城破，承畴降。三月，大寿以锦州降。事见《邱民仰》、《杨国柱》、《曹变蛟》等传。是大寿先于崇祯四年已降，后仍为明守锦州，至十五年再降也。而其先降后仍复反正固守锦州之故，则无明文。惟《邱禾嘉传》谓，四年大凌之役，大寿生降，请伪逃入锦，诱降其城。禾嘉在锦闻炮声，谓大寿已溃围出也，遣兵迎之。大寿入锦，未得间。禾嘉寻知其纳款状，乃密奏于朝，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，弗罪也。只此一语，略见其仍守锦州之故，然究不明晰，他传又不错见其事。又《张国维传》，崇祯十年，以安庆、池州、太平三府别设一巡抚，以史可法任之。而《可法传》则巡抚安庆、庐州、太平、池州四府，及河南之光州、光山、固始、罗田，湖广之蕲州、广济、黄梅，江西之德化、湖口诸县，是安抚所辖较《国维传》稍广，盖《国维传》不过谓添设巡抚，原不必详叙其地耳。惟《陈奇瑜传》，先已叙明遣卢明善击斩金翅鹏，及剿永宁之后，又云分兵击斩金翅鹏，一传中似重复。而《杨嗣昌传》则又云，嗣昌出督师，金翅鹏等来降。案嗣昌督师在奇瑜之后，或贼中号金翅鹏者有数人，如高迎祥称闯王，李自成亦称闯王也。
○乔允升刘之凤二传
《乔允升传》，崇祯帝在位十七年，刑部易尚书十七人。薛贞以奄党抵死。苏茂相半载而罢。王在晋未任，改兵部去。允升坐逸囚遣戍。韩继思坐议狱除名。胡应台独得善去。冯英被劾遣戍。郑三俊坐议狱逮系。刘之凤坐议狱论绞，瘐死狱中。甄淑坐纳贿下诏狱，改系刑部，瘐死。李觉斯坐议狱削籍。刘泽深卒于位。郑三俊再为尚书，改吏部去。范景文未任，改工部。徐石麒坐议狱，落职闲住。胡应台再召不赴。继其后者张忻，贼陷京师，与其子庶吉士士端并降云。而《刘之凤传》末亦有此一段文字，并一字不改。此二传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，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，相隔只两卷，不及订正，盖卷帙繁多，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故也。
近代诸史，自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外，《辽史》简略，《宋史》繁芜，《元史》草率，惟《金史》行文雅洁，叙事简括，稍为可观，然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盖自康熙十七年，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《明史》，叶方蔼、张玉书总裁其事，继又以汤斌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陈廷敬、张英先后为总裁官，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，论古有识。后玉书任志书，廷敬任本纪，鸿绪任列传。至五十三年，鸿绪传稿成，表上之，而本纪、志、表尚吸锻，鸿绪又加纂辑，雍正元年再表上。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，即鸿绪本，选词臣再加订正，乾隆初始进呈，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。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。惟其修于康熙时，去前朝未远，见闻尚接，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，非同《后汉书》之修于宋，《晋书》之修于唐，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。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，或增或删，或离或合，故事益详而文益简。且是非久而后定，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，益可征信，非如元末之修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，明初之修《元史》，时日迫促，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。他不具论。自魏收、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，遂代人作家谱，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，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，宋子京以为简要，其实转滋瞀惑。《明史》立传，则各随时代之先后。除徐达、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，此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例，以叙功臣世次。杨洪、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，则以其家世为将，此又是一例。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，如张玉、张辅，父子也，而一著功于靖难，一著功于征交，则各自为传。以及周、周经，耿裕、耿九畴，杨廷和、杨慎，瞿景、瞿式耜，刘显、刘纟廷等，莫不皆然。其无大事可记者，始以父附子，以子附父，（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《何乔新传》首，刘仁宅先叙于其子《刘大夏传》首，此以父附子也。《林瀚传》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，《许进传》后附其子诰、赞、议、论等，此以子附父也。）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，各有战功，则御蕃可附《肇基传》矣，而以其功在登、莱，则宁附于同事之《徐从治传》，而不附《肇基传》。其他又有稍变通者，徐寿辉僭号称帝，应列群雄传，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，则并入《友谅传》，而寿辉不另传。姚广孝非武臣，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，则与张玉、朱能等同卷。黄福、陈洽等皆文臣，柳升、王通等皆武臣，而以其同事安南，则文武同卷。秦良玉本女土司，而以其曾官总兵，有战功，则与诸将同卷。李孜省、陶仲文各擅技术，应入《方技传》，而以其藉此邀宠，则另入《佞幸传》。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。自《宋史》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，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，一若各为一事者，非惟卷帙益繁，亦且翻阅易眩。《明史》则数十人共一事者，举一人立传，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。即同事者另有专传，而此一事不复详叙，但云语在某人传中。如孙承宗有传，而柳河之役，则云语在《马世龙传》中。祖宽有传，而平登州之事，则云语在《朱大典传》是也。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，如《陈奇瑜传》云，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；《象升传》亦云，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。甚至熊廷弼、王化贞，一主战，一主守，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化贞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廷弼传》内。袁崇焕、毛文龙，一经略，一岛帅，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文龙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崇焕传》内。此又编纂之得当也。而其尤简而括者，莫如附传之例。如《扩廓传》附蔡子英等，《陈友定传》附靳义等，《方孝孺传》附卢原质等，以其皆抗节也。《柳升传》附崔聚等，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。《李孜省传》附邓常恩等，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。至末造殉难者，附传尤多。如《朱大典传》附王道等数十人，《张肯堂传》附吴钟峦等数十人，而《史可法传》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，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，乃以诸武臣尽附于《刘肇基传》。以及《忠义》、《文苑》等，莫不皆然。又《孝义传》既案其尤异者，各为立传，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，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。又如正德中谏南巡，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；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，亦一百四五十人，皆一一载其姓名。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，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，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，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，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。又《高倬传》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、杨维垣、黄端伯、刘成治、吴嘉允、龚廷祥六人，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，捷、维垣独缺，则以此二人本阉党，其事已见各列传中，不屑为之附传，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，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，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，事之功罪，则轻重务得其平。如李东阳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、沈一贯、方从哲、熊廷弼、袁崇焕、陈奇瑜、熊文灿、杨嗣昌等，功罪互见，枉幸并呈，几于无一字虚设，虽篇幅稍多，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，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。此《明史》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，非细心默观，不知其精审也。
○明史立传多存大体
《明史》立传多存大体，不参校他书，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。如《龙兴慈记》，徐达病疽，帝赐以蒸鹅，疽最忌鹅，达流涕食之，遂卒。是达几不得其死，此固传闻无稽之谈。然解缙疏有刘基、徐达见忌之语。（《缙传》）李仕鲁疏亦谓，徐达、刘基之见猜，几等于萧何、韩信。（《仕鲁传》）此二疏系奏帝御览，必系当日实情，则帝于达、基二人疑忌可知也。今《明史》《达》、《基》二传则帝始终恩礼，毫无纤芥，盖就大段言之，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，固可略而不论。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，如达、基之令终已属仅事，故不复稍著微词也。又如《草木子》载，宋讷以元臣降，为国子祭酒，极意严刻，以称上意，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，死必验视乃敛，其酷甚于周兴、来俊臣云。而《明史 讷传》绝不及之，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，诫诸生守讷规，违者罪至死而已。又如张辅之死，据《庾巳编》谓，辅从英宗北征，土木之难逃归，与家人诀而缢死于先墓。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，死土木之难，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。盖讷以严重立教，最有师法；辅四朝勋德，白首无间言，故各著其所优，而小疵在所略也。又如杨廷和之入阁，《双岐杂记》谓由刘瑾之力，而本传绝不及，并言廷和忤瑾，瑾摘《会典》小误，夺其俸二级，是廷和不惟不附瑾，且与瑾忤矣。于谦之死，以石亨、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。《谦传》但谓曹、石之诬，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晰，则于《襄王瞻传》见之，谓英宗复辟后，于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，乃土木陷后，欲召襄王而不果，其符遂留阁中，然后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，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。熹宗懿安张后，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，故本朝定鼎，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，而张后独缺，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，（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，国变时，后出宫，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。刘本旧弁，事后无失礼，及我朝兵至，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，后遂缢死。本朝实录，顺治五年间，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，聚众扰畿辅。又陈玉基作《宦者高永寿传》，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。后有熹宗妃任氏出宫，为少年所得，年余，费其赀且尽。任氏怒，自称我张后也，胡为至此。闻者不敢隐，遂送官。永寿独识之，然亦不敢明正其伪。）故┰典不及。至修史时，则本纪据陈玉基所传，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，而《流贼传》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，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，尤见书法之不苟矣。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，招降东乡贼为新兵，已而复叛，事见《陈金传》，而《世宁传》不载。徐阶当国，为讲学会，张岳疏诋之，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，谈虚论寂，事见《岳传》，而《阶传》不载。陇川用兵，邓子龙不能驭军，因饷稍缓，大噪作乱，鼓行至永昌、大理，过会城，巡抚萧彦调土、汉兵夹击之，乱始定，事见《彦传》，而《子龙传》不载。盖为名臣立传，其人偶有失误，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，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。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，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。
○大礼之议
孝宗崩，子武宗立。武宗崩，无子，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，伦序当立，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，是为世宗。世宗即位，诏议追崇所生。廷和检汉定陶王、宋濮王故事，授尚书毛澄曰：“是可为据。”澄大会文武百官议，请帝称孝宗曰皇考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，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，自称侄皇帝。议三上三却。进士张璁独疏谓，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，圣母则母以子贵，尊与父同。帝大喜，于是连驳礼官议。廷臣不得已，请尊孝宗为皇考，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，与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。已而桂萼疏上，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，兴献帝为皇考，别立庙大内，正兴国太后之礼，定称圣母。张璁又疏继之，并谓宜去本生之称。帝是之，而廷臣伏阙哭争。帝大怒，杖谪者数十人。于是席书等议，孝宗皇伯也，宜称皇伯考。昭圣皇太后伯母也，宜称皇伯母。兴献帝父也，宜称皇考。章圣皇太后母也，宜称圣母。武宗仍称皇兄，庄肃皇后宜称皇嫂。乃诏告天下，尊称遂定。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，谓宜考孝宗者，杨廷和、毛澄、汪俊及满朝诸臣也。廷和疏曰：“礼谓所後者为父，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，此古今不易之典也。”毛澄疏曰：“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，奉共王后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，师丹以为恩义备至。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，是为英宗，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，称皇伯而不名。乃立濮王园庙，以宗朴为濮国公，奉濮王祀。程颐之言曰，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，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，此人之大伦也。然所生之义至尊，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，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。”此考孝宗之说，援引汉哀帝、宋英宗二案为据，举朝宗之者也。张璁、桂萼等则谓哀帝、英宗由成帝、仁宗预立为嗣，养之宫中，其为人后之义甚明。今武宗无嗣，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，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。是陛下乃继统，非继嗣也。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，汉文帝则以弟继，宣帝则以兄孙继，何必夺此父子之情，建彼父子之号也。已而璁、萼又疏言，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，惟在考与不考。而方献夫、席书等亦宗其说，疏言：“为人后者，父尝立之为子，子尝事之为父也。今孝宗本有武宗矣，未尝以陛下为子也，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。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，今不忍孝宗之无后，独忍武宗之无后。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，乃不继武宗之大统，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，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。”此考兴献帝之说，璁、萼、献夫书等之所执也。究而论之，廷和等援引汉哀、宋英二案，固本先儒成说。然世宗之立，与汉哀、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，第以伦序当立，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，入继大统。若谓继统必继嗣，则宜称武宗为父矣。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，遂欲抹煞武宗一代，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，其理本窒碍而不通。故璁论一出，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。《明史》于《毛澄》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，《张璁》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，使阅者各见其是，自有折衷。而于《澄》等传赞谓，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，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、宋英不同，争之愈力，失之愈深，真属平允至当之论，可为万世法矣。
○李福达之狱
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，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，为嘉靖年间一大事。御史马录巡按山西，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，坐以大辟。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，录遂并以劾勋。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，又诘责勋，勋已伏罪矣。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，共恶之，遂群起攻勋，欲正其党逆之罪。勋乃力图反噬，以议礼犯众怒为言。帝心动，特命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。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，为朝臣所嫉者，遂尽反其狱，谓寅非福达，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。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。此张、桂等之恃宠窃权，庇奸报怨，罪不容诛者也。然是时寅、福达名姓不同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。李翊《戒庵漫笔》载项乔之论曰，寅以白莲教惑人，自有本罪，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，是固谓寅非福达矣。《法传录》亦云，福达五台人，寅徐沟人，张为县中著姓，谱牒甚明，马录悉诋为伪，一笔抹去，是亦谓寅非福达矣。惟《从信录》及《林居漫录》则实指为寅即福达，王[A158]登《竹墅席上谈》亦记福达脱罪后，游于江南，苏州寓元妙观，常州寓杨七郎家，松江寓朱恩尚书家，所试奇术甚众，而惜其自投法网，改名张寅，几得重祸，则以为寅即福达。诸说纷纷如此，作史者宜何从？今试平心论之，张寅被薛良首告，指为李福达，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，马录键遁以定谳，非逆知有勋之来嘱，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。则寅之为福达，不待辩也。及勋嘱书至，录据以劾勋，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，其挟权挠政，固已罪无可逭，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。迨张、桂欲藉此为勋报复，则不得不反此狱，而以寅非福达为词，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，然后勋之罪益重，以此激帝怒。于是公案尽翻，至颁刻《钦明大狱录》以示天下，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。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，故于《马录传》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，而于传末又言寅、福达姓名错误，人亦疑之。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，跟究由来，而福达之狱益信。又于《唐枢传》载其全疏，确指寅即福达之处，历历有据，而此狱更无疑义。于是马录诸臣之枉，张、桂等之诬，皆了然共见，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。
○袁崇焕之死
袁崇焕之死，今日固共知其冤。而在当时，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，（时帝怒甚，欲族诛崇焕，以何如宠申救，免死者三百余口，见《如宠传》。）键顿朝之臣，及京城内外，无不訾其卖国者，杨士聪平心而论，亦但言其罪不至此，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。其所撰《玉堂荟记》云，己巳之变，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，袁崇焕初至一战，人心甫定。而袁于大少所结好，毁言日至，竟罹极刑。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，至有啖其肉者，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。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，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，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。直至我朝修史时，参校《太宗实录》，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，谓崇焕密有成约，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，阴纵使去。杨监奔还大内，告于帝，帝深信不疑，遂磔崇焕于市。于是《崇焕传》内有所据依，直书其事，而崇焕之冤始白。使修史时不加详考，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，谁复能辩其诬者？于此可见《明史》立传之详慎，是非功罪，铢黍不淆，真可传信千古也。
○周延儒之人奸臣传
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，以之入《奸臣传》，未免稍过，其始入阁，未见有败检事，特以不由廷推而得，故谤议纷然。其再出也，蠲逋赋，起废籍，撤中使，罢内操，救黄道周，颇多可称。故王鸿绪《明史传稿》在列传中。而今列之《奸臣》者，崇祯十六年，我大清兵深入畿内，延儒出视师，身驻通州，不敢一战，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。一时物议沸腾，谓延儒得贿纵敌。锦衣骆养性、司礼监王德化，密以上闻，总兵唐通又尝面奏，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，无不欲食其肉，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，遂传遍天下。故数十年中，延儒受人唾骂，较他相为尤甚。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，自不得不列之《奸臣》，究之传中所载，不过信用吴昌时，致其招权纳贿，及与吴相轧而已。无论严嵩之险恶，温体仁之阴贼，非延儒所能及，即嗜进无耻之万安，倾陷善类之张璁，尚觉罪浮于延儒，而延儒乃列入《奸臣》，此非以甚延儒之恶，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。纵敌之说，本属无稽。杨士聪之论曰，纵敌者，必我能为敌所畏，方肯以贿免。当北兵深入，所过如破竹，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。及其出塞也，大书边墙曰，“文武官员免送”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，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，是何高视延儒，轻视敌兵也。此论载《玉堂荟记》，可谓得当日情事，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。或云，延儒因边警，先敛赀遣家人送归，中途为人耳目，家人姑大言以欺众，谓北兵所贻，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，遂以为实云，亦见《玉堂荟记》。
案《雷纟寅祚传》延儒招权纳贿，凡起废、清狱、蠲租，皆自居为功。考选台谏，尽收门下，求总兵、巡抚者，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。又《吴传》，延儒再相，冯铨力为多，延儒欲起之，惧众议，乃引入阁，将共为铨地。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，乃为所扼。又傅朝佑劾延儒引用袁弘勋、张道为腹心，摈钱象坤、刘宗周于草莽。倾陷正士，加之极刑，曰上意不测也。攘窃明旨，播诸朝右，曰吾意固然也。削言官以立威，挫直臣以怵众，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，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。此等事皆延儒之奸，既入《奸臣传》，而传中却又不载。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《奸臣》中，后来修史者始改编，然但列之《奸臣》卷，而传仍未改，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。
○刘基廖永忠等传
《太祖本纪》，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，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。戊戌，克安庆。壬寅，次湖口，败友谅于九江，克其城，友谅奔武昌。《友谅传》亦云，友谅陷安庆，太祖自将征之，复安庆，长驱至江州，友谅战败，奔武昌。《廖永忠传》亦云，从伐友谅，至安庆，破其水寨，遂克安庆。从攻江州，造桥于船尾，倒行其船，桥傅于城，遂克之。是皆叙明先克安庆，乘胜克江州，走友谅也。而《刘基传》则云，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，自旦及暮不下，基请径趋江州，捣友谅巢穴，遂悉军西上。友谅出不意，帅妻子奔武昌。是又未克安庆，径捣江州矣。与本纪及《友谅》诸传不合。案《赵德胜传》，从太祖西征，破安庆水寨，乘风槊小孤山，距九江五里，友谅始知，仓皇遁去，遂克江州。《仇成传》云，廖永忠、张志雄破其水寨，成以陆兵乘之，遂克安庆。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，键抖趋九江，仍留成等攻安庆。迨克江州，而安庆亦已克复，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，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。又《张玉传》，靖难兵攻东昌，与盛庸遇，成祖被围数重，力战得出。玉不知成祖所在，突入阵中，力战而死。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。而《朱能传》云，盛庸围成祖数重，张玉战死，能帅周长等力战，拔成祖出。则似玉死时，成祖尚在围中，赖朱能救免矣。或玉战死后，成祖又被围，而能救出之，乃两事耶？《方孝孺传》，谓成祖起兵，姚广孝以孝孺为托，曰：“城下之日，彼必不降，幸勿杀之。”是广孝未尝从帝军同至南都也。而《卓敬传》则云，帝登极，敬被执下狱，帝欲活之。广孝与敬有隙，谓建文若从敬言，岂有今日，遂杀之。则似帝入都时，广孝已在侧矣。案《广孝传》，靖难兵起，并未从行，及帝登极后，广孝南来，出振长洲，为其姊及友诟詈之事。当是帝既即位，广孝后至，敬尚在狱中，而一言杀之也。又《周忱传》，土木之变，议者欲焚通州粮，绝寇资，忱适议事在京，谓不如令京军自往取，则立尽，何至遂付煨烬，是此议本创自忱也。而《于谦传》又云，谦奏成阝王，通州积粮，令官军自诣关支，以赢米为之直，毋弃以资敌，则又似出于谦之策。盖忱先有此议，谦以为然，故奏行之耳。又《王骥传》，贵州苗蜂起，围平越等城，时骥征麓川回，即命率师解围。骥顿兵辰、沅不进，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载，募人自间道奏于朝，命总督军务侯大破贼，尽解诸城围。是解围者也。《镐传》则云，保定伯梁缶合川、湖兵救之，围始解。则解围又属梁缶矣。《传》则云，进讨时，副总兵田礼已解平越围。是解围实田礼也。盖是时总督军务，缶墙为将军，皆统帅，《骥》、《镐》等传但叙解围之功，则以总统为主，《传》实叙解围之人，则不可没田礼，故于《传》见之也。天启中，汪文言初下锦衣狱，镇抚刘侨止坐文言，不令牵引群臣，故少株连。据《魏大中传》谓，黄尊素语侨，勿因此起衣冠之祸，侨听之，狱词遂无所引。而《魏忠贤传》则谓，侨受宰相叶向高教，止坐文言。盖向高与尊素各有此议，使侨知之也。惟《洪钟传》，四川贼廖麻子与其党曹甫掠营山、蓬州，钟招抚之，曹甫听命，麻子忿甫背己，乃杀之。是甫为廖麻子所杀也。而《林俊传》则云，击泸州贼曹甫，指挥李荫以元日破其四营，遂擒甫。则甫系李荫擒获，非廖麻子杀之也，此不免岐误。又祖大寿一人凡两次降于我朝。据《孙承宗》、《何可纲》等传，崇祯四年，大寿筑城大凌河，为我朝兵所围，粮尽力屈，大寿与诸将欲降，可纲不从，大寿杀可纲，遂出降。是大寿于是时已降矣。其后大寿仍为明守锦州，至崇祯十四年，为我朝兵所困，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救之，大寿尚传语云，当逼以车营，勿轻战。承畴进兵大败，被围于松山。明年二月，城破，承畴降。三月，大寿以锦州降。事见《邱民仰》、《杨国柱》、《曹变蛟》等传。是大寿先于崇祯四年已降，后仍为明守锦州，至十五年再降也。而其先降后仍复反正固守锦州之故，则无明文。惟《邱禾嘉传》谓，四年大凌之役，大寿生降，请伪逃入锦，诱降其城。禾嘉在锦闻炮声，谓大寿已溃围出也，遣兵迎之。大寿入锦，未得间。禾嘉寻知其纳款状，乃密奏于朝，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，弗罪也。只此一语，略见其仍守锦州之故，然究不明晰，他传又不错见其事。又《张国维传》，崇祯十年，以安庆、池州、太平三府别设一巡抚，以史可法任之。而《可法传》则巡抚安庆、庐州、太平、池州四府，及河南之光州、光山、固始、罗田，湖广之蕲州、广济、黄梅，江西之德化、湖口诸县，是安抚所辖较《国维传》稍广，盖《国维传》不过谓添设巡抚，原不必详叙其地耳。惟《陈奇瑜传》，先已叙明遣卢明善击斩金翅鹏，及剿永宁之后，又云分兵击斩金翅鹏，一传中似重复。而《杨嗣昌传》则又云，嗣昌出督师，金翅鹏等来降。案嗣昌督师在奇瑜之后，或贼中号金翅鹏者有数人，如高迎祥称闯王，李自成亦称闯王也。
○乔允升刘之凤二传
《乔允升传》，崇祯帝在位十七年，刑部易尚书十七人。薛贞以奄党抵死。苏茂相半载而罢。王在晋未任，改兵部去。允升坐逸囚遣戍。韩继思坐议狱除名。胡应台独得善去。冯英被劾遣戍。郑三俊坐议狱逮系。刘之凤坐议狱论绞，瘐死狱中。甄淑坐纳贿下诏狱，改系刑部，瘐死。李觉斯坐议狱削籍。刘泽深卒于位。郑三俊再为尚书，改吏部去。范景文未任，改工部。徐石麒坐议狱，落职闲住。胡应台再召不赴。继其后者张忻，贼陷京师，与其子庶吉士士端并降云。而《刘之凤传》末亦有此一段文字，并一字不改。此二传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，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，相隔只两卷，不及订正，盖卷帙繁多，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