栾城后集卷七
◆历代论一〈并引〉予少而力学，先君，予师也，亡兄子瞻，予师友也。父兄之学，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。以为士生于世，治气养心，无恶于身，推是以施之人，不为苟生也。不幸不用，犹当以其所知，著之翰墨，使人有闻焉。予既壮而仕。仕宦之余，未尝废书，为《诗》、《春秋》集传，因古之遗文，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，喟然太息，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。其后复作《古史》，所论益广，以为略备矣。元符庚辰，蒙恩归自岭南，卜居颍川。身世相忘，俯仰六年，洗然无所用心，复自放图史之间。偶有所感，时复论著。然已老矣，目眩于观书，手战于执笔，心烦于虑事，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。然心所嗜，不能自己，辄存之于纸。凡四十有五篇，分五卷。
【尧舜】
尧之世，洚水为害。以意言之，尧之为国，当日夜不忘水耳。今考之于《书》，观其为政先后：命义和正四时，务农事，其所先也，未乃命鲧以治水。鲧九年无成功，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。四岳称舜之德曰：“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尧以为然而用之，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。舜既摄事，黜鲧而用禹，洚水以平，天下以安。尧、舜之治，其缓急先后，于此可见矣。使五教不明，父子不亲，兄弟相贼，虽无水患，求一日之安，不可得也。使五教既修，父子相安，兄弟相友，水虽未除，要必有能治之者。昔孔子论政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古之圣人，其忧深虑远如此。世之君子，凡有志于治，皆曰富国而强兵。患国之不富，而侵夺细民；患兵之不强，而陵虐邻国。富强之利终不可得，而谓尧、舜、孔子为不切事情，於乎殆哉！ 【三宗】
黄帝、尧、舜，寿皆百年，享国皆数十年。周公作《无逸》，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，高宗五十九年，祖甲三十三年。文王受命中身，享国五十年。自汉以来，贤君在位之久，皆不及此。西汉文帝二十三年，景帝十六年，昭帝十二年。东汉明帝十八年，章帝十三年，和帝十二年，唐太宗二十三年。此皆近世之明主，然与《无逸》所谓“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従”，“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”者，无以大相过也。至其享国长久，如秦始皇帝、汉武帝、梁武帝、唐文帝、唐玄宗，皆以临御久远，循致大乱，或以失国，或仅能免其身。其故何也？人君之富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，膳服之厚，声色之靡，所以贼其躬者多矣。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，至于夭死者，势也。幸而寿考，用物多而害民久，矜己自圣，轻蔑臣下，至于失国，宜矣。古之贤君，必志于学，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，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，其所以自养，乃与山林学道者比，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。傅说之诏高宗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惟学逊志，务时敏，厥修乃来，允怀于兹，道积于厥躬，惟斅学半，念终始典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。”呜呼，傅说其知此矣。
【周公言】
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莫详于《周礼》。然以吾观之，秦、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无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周之西都，今之关中也；其东都，今之洛阳也。二都居北山之阳，南山之阴，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。短长相补，不过千里，古今一也。而《周礼》：王畿之大，四方相距千里，如画棋局，近郊远郊，甸地稍地，大都小都，相距皆百里。千里之方，地实无所容之，故其畿内远近诸法，类皆空言耳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一也。《书》称：“武王克商而反商政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”故孟子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‘附庸’。”郑子产亦云，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。而《周礼》：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四百里，诸伯三百里，诸子二百里，诸男百里，与古说异。郑氏知其不可，而为之说曰：“商爵三等，武王增以子、男，其地犹因商之故。周公斥大九州，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。于是千乘之赋，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，千乘而千成，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。”吾窃笑之。武王封之，周公大之，其势必有所并；有所并，必有所徙。一公之封，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，十有六。对数大国，而天下尽扰。此书生之论，而有国者不为也。传有之曰：“方里而井，十井为乘。”故十里之邑而百乘，百里之国而千乘，千里之国而万乘，古之道也。不然，百乘之家，为方百里，万乘之国，为方数圻矣。古无是也。《语》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。”千乘虽古之大国，而于衰周为小。然孔子犹曰：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？”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，犹有不及五十里矣。韩氏、羊舌氏，晋大夫也，其家赋九县，长毂九百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。谓一县而百乘则可，谓一县而百里，则不可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二也。王畿之内，公邑为井田，乡遂为沟洫。此二者，一夫而受田百亩，五口而一夫为役，百亩而税之十一，举无异也。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，至于一同而方百里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沟、洫、浍三。沟、洫之制，至于万夫，方三十二里有半，其所以通水利者，遂、沟、洫、浍、川五，利害同而法制异，为地少而用力博。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。楚蒍掩为司马，町原防，井衍沃。盖平川广泽，可以为井者井之，在阜堤防之间，狭不可井，则町之。〈杜预以町为小顷町。〉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。井田、沟洫，盖亦然耳，非公邑必为进田，而乡遂必为沟洫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三也。三者既不可信，则凡《周礼》之诡异远于人情者，皆不足信也。古之圣人，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，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。立法以强人，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。
【五伯】
五伯，桓、文为盛。然观其用兵，皆出于不得已。桓公帅诸侯以伐楚，次于陉而不进，以待楚人之变。楚使屈完如师，桓公陈诸侯之师，与之乘而观之。屈完见齐之盛，惧而求盟。诸侯之师成列，而未试也，桓公退舍召陵，与之盟而去之。夫岂不能一战哉，知战之不必胜，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。全师之功，大于克敌，故以不战服楚，而不吝也。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，楚人请战。文公思楚人之惠，退而避之三舍。军吏皆谏，舅犯曰：“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若其不还，君退，臣犯，曲在彼矣。”师退而楚不止，遂以破楚而杀子玉。使文公退而子玉止，则文公之服楚，亦与齐桓等，无战胜之功矣。故桓、文之兵，非不得已不战，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。至宋襄公，国小德薄，而求诸侯，凌虐邾、鄫之君，争郑以怒楚，兵败身死之不暇，虽窃伯者之名，而实非也。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，西伐诸戎；楚庄王克陈入郑，得而不取，皆有伯者之风矣。然穆公听杞子之计，违蹇叔而用孟明，千里袭郑，覆师于殽，虽悔过自誓，列于《周书》，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。庄王使申舟聘齐，命无假道于宋。舟知必死，而王不听，宋人杀之。王闻其死，投袂而起，以兵伐宋，围之九月，与之盟而去之。虽号能服宋，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。齐灵公、楚灵王之所为，王亦为之，而尚何以为伯乎？於乎，此二君者，皆贤君也。兵一不义，而几至于狼狈，不能与桓、文齿，而况其下者哉。
【管仲】
先君尝言：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以桓公伯，孔子称其仁，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，使桓公死不得葬，曰：“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！”管仲身有三归，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，而不以为非，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従起也。然桓公之老也，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，知诸子之必争，乃属世子于宋襄公。夫父子之间，至使他人与焉，智者盖至此乎。於乎，三归、六嬖之害，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，无己则人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”四方且犹顺之，而况于家人乎？《传》曰：“管仲病且死，桓公问谁可使相者。管仲曰：‘知臣莫若君。’公曰：‘易牙何如？’对曰：‘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’公曰：‘开方何如？’曰：‘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。’公曰：“竖刁何如？’曰：‘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’管仲死，桓公不用其言，卒近三子，二年而祸作。”夫世未尝无小人也，有君子以闲之，则小人不能奋其智。《语》曰：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岂必人人而诛之！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，而无以御之，何益于事？内既不能治身，外复不能用人，举易世之忧，而属之宋襄公，使祸既已成，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。於乎殆哉！昔先君之论云尔。
【知罃赵武】
齐桓公存三亡国，以属诸侯，其义多于晋文，然桓公没而齐乱，其后不能复伯。文公子孙世为盟主，二百余年，与春秋相终始。其故何也？虽襄公、悼公之贤，齐所无有，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，则有在也。伯者之盛，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，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。文公之后，前有知罃，后有赵武，皆能不用兵以服诸矣。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。悼公与楚争郑，三合诸侯之师，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。晋之群臣中行偃、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。惟知罃为中军将，知用兵之难，胜负之不可必，三与楚遇，皆迁延稽故，不与之战，卒以敝楚而服郑。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。悼公死，平公立。平公非悼公比也，然能属任赵武。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，以求弭兵。赵武于此，有仁人之心二焉。方其未盟也，屈建衷甲将以袭武。武与叔向谋之，叔向曰：“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济之，人谁与之？安能害我？”武従其言。卒事，而楚不敢动。将盟，晋楚争先。叔向又曰：“诸侯归晋之德只，非归其尸盟也。子务德，无争先。”武亦従而先之。此二者，非仁人不能。何也，人将衷甲以袭我，我亦衷甲以待之，此势之所必至也。不幸不胜，无可言者。虽幸而胜，晋、楚之祸必自是始。晋为盟主，常先诸侯矣。晋未失诸侯，而楚求先之，若与之争，楚必不听，晋、楚之祸亦必自是始。然此二者，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。忍之近于弱，不忍近于强，而武能忍之。晋、楚不争，而诸侯赖之。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。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，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，由此故也。《春秋》书宋之盟，实先晋而后楚，孔子亦许之欤！
【汉高帝】
高帝之入秦，一战于武关，兵不血刃，而至咸阳。此天也，非人也。秦之亡也，诸侯并起，争先入关。秦遣章邯出兵击之。秦虽无道，而其兵方强，诸侯虽锐，而皆乌合之众，其不敌秦明矣。然诸侯皆起于群盗，不习兵势，陵藉郡县，狃于亟胜，不知秦之未可攻也。于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，破陈涉，降魏咎，毙田儋，兵锋所至，如猎狐兔，皆不劳而定。后乃与项梁遇，苦战再三，然后破之。梁虽死，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。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，乃渡河北击赵。邯既北，而秦国内空。至是秦始可击，而高帝乘之。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者。盖天命，非人谋也。项梁之死也，楚怀王遣宋义、项羽救赵。羽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栗悍祸贼，尝攻襄城，襄城无噍类，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数进取，前陈王、项梁皆败，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论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诚得长者往，无侵暴，宜可下。”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。沛公方入关，而项羽已至河北，与章邯相持。邯虽欲还兵救秦，势不得矣。怀王之遣沛公固当，然非邯、羽相持于河北，沛公亦不能成功。故曰：此天命，非人谋也。
【汉文帝】
老子曰：“柔胜刚，弱胜强。”汉文帝以柔御天下，刚强者皆乘风而靡。尉佗称号南越，帝复其坟墓，召贵其兄弟。佗去帝号，俯伏称臣。匈奴桀敖，陵驾中国。帝屈体遣书，厚以缯絮。虽未能调伏，然兵革之祸，比武帝世，十一二耳。吴王濞包藏祸心，称病不朝。帝赐之几仗，濞无所发怒，乱以不作。使文帝尚在，不出十年，濞亦已老死，则东南之乱，无由起矣。至景帝不能忍，用晁错之计，削诸侯地。濞因之号召七国，西向入关。汉遣三十六将军，竭天下之力，仅乃破之。错言：诸侯强大，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；削之，反疾而祸小，不削，反迟而祸大。世皆以其言为信，吾以为不然。诚如文帝忍而不削，濞必未反。迁延数岁之后，变故不一，徐因其变而为之备，所以制之者，固多术矣。猛虎在山，日食牛羊，人不能堪，荷戈而往刺之，幸则虎毙，不幸则人死，其为害亟矣。晁错之计，何以异此！若能高其垣墙，深其陷阱，时伺而谨防之，虎安能必为害。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。呜呼！为天下虑患，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，其不为晁错者鲜矣！
【汉景帝】
汉之贤君，皆曰文、景。文帝宽仁大度，有高帝之风。景帝忌克少恩，无人君之量，其实非文帝比也。帝之为太子也，吴王濞世子来朝，与帝博而争道，帝怒以博局提杀之。濞之叛逆，势激于此。张释之，文帝之名臣也，以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。邓通，文帝之幸臣也，以吮痈之怨，困迫至死。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，帝违众而用之，及七国反，袁盎一说，谲而斩之东市，曾不之恤。周亚夫为大将，折吴、楚之锐锋，不数月而平大难，及其为相，守正不阿，恶其悻悻不屈，遂以无罪杀之。梁王武，母弟也，骄而従之，几致其死。临江王荣，太子也，以母失爱，至使酷吏杀之。其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际，背理而伤道者，一至于此。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，与文帝俱称贤君者，惟不改其恭俭故耳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弑君称君，君无道也，称臣，臣之罪也。然陈侯平国、蔡侯般，皆以无道弑，而弑皆称臣，以为罪不及民故也。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，而犹称贤君，岂非躬行恭俭、罪不及民故耶？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。
【尧舜】
尧之世，洚水为害。以意言之，尧之为国，当日夜不忘水耳。今考之于《书》，观其为政先后：命义和正四时，务农事，其所先也，未乃命鲧以治水。鲧九年无成功，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。四岳称舜之德曰：“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尧以为然而用之，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。舜既摄事，黜鲧而用禹，洚水以平，天下以安。尧、舜之治，其缓急先后，于此可见矣。使五教不明，父子不亲，兄弟相贼，虽无水患，求一日之安，不可得也。使五教既修，父子相安，兄弟相友，水虽未除，要必有能治之者。昔孔子论政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古之圣人，其忧深虑远如此。世之君子，凡有志于治，皆曰富国而强兵。患国之不富，而侵夺细民；患兵之不强，而陵虐邻国。富强之利终不可得，而谓尧、舜、孔子为不切事情，於乎殆哉！ 【三宗】
黄帝、尧、舜，寿皆百年，享国皆数十年。周公作《无逸》，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，高宗五十九年，祖甲三十三年。文王受命中身，享国五十年。自汉以来，贤君在位之久，皆不及此。西汉文帝二十三年，景帝十六年，昭帝十二年。东汉明帝十八年，章帝十三年，和帝十二年，唐太宗二十三年。此皆近世之明主，然与《无逸》所谓“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従”，“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”者，无以大相过也。至其享国长久，如秦始皇帝、汉武帝、梁武帝、唐文帝、唐玄宗，皆以临御久远，循致大乱，或以失国，或仅能免其身。其故何也？人君之富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，膳服之厚，声色之靡，所以贼其躬者多矣。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，至于夭死者，势也。幸而寿考，用物多而害民久，矜己自圣，轻蔑臣下，至于失国，宜矣。古之贤君，必志于学，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，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，其所以自养，乃与山林学道者比，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。傅说之诏高宗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惟学逊志，务时敏，厥修乃来，允怀于兹，道积于厥躬，惟斅学半，念终始典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。”呜呼，傅说其知此矣。
【周公言】
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莫详于《周礼》。然以吾观之，秦、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无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周之西都，今之关中也；其东都，今之洛阳也。二都居北山之阳，南山之阴，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。短长相补，不过千里，古今一也。而《周礼》：王畿之大，四方相距千里，如画棋局，近郊远郊，甸地稍地，大都小都，相距皆百里。千里之方，地实无所容之，故其畿内远近诸法，类皆空言耳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一也。《书》称：“武王克商而反商政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”故孟子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‘附庸’。”郑子产亦云，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。而《周礼》：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四百里，诸伯三百里，诸子二百里，诸男百里，与古说异。郑氏知其不可，而为之说曰：“商爵三等，武王增以子、男，其地犹因商之故。周公斥大九州，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。于是千乘之赋，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，千乘而千成，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。”吾窃笑之。武王封之，周公大之，其势必有所并；有所并，必有所徙。一公之封，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，十有六。对数大国，而天下尽扰。此书生之论，而有国者不为也。传有之曰：“方里而井，十井为乘。”故十里之邑而百乘，百里之国而千乘，千里之国而万乘，古之道也。不然，百乘之家，为方百里，万乘之国，为方数圻矣。古无是也。《语》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。”千乘虽古之大国，而于衰周为小。然孔子犹曰：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？”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，犹有不及五十里矣。韩氏、羊舌氏，晋大夫也，其家赋九县，长毂九百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。谓一县而百乘则可，谓一县而百里，则不可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二也。王畿之内，公邑为井田，乡遂为沟洫。此二者，一夫而受田百亩，五口而一夫为役，百亩而税之十一，举无异也。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，至于一同而方百里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沟、洫、浍三。沟、洫之制，至于万夫，方三十二里有半，其所以通水利者，遂、沟、洫、浍、川五，利害同而法制异，为地少而用力博。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。楚蒍掩为司马，町原防，井衍沃。盖平川广泽，可以为井者井之，在阜堤防之间，狭不可井，则町之。〈杜预以町为小顷町。〉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。井田、沟洫，盖亦然耳，非公邑必为进田，而乡遂必为沟洫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三也。三者既不可信，则凡《周礼》之诡异远于人情者，皆不足信也。古之圣人，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，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。立法以强人，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。
【五伯】
五伯，桓、文为盛。然观其用兵，皆出于不得已。桓公帅诸侯以伐楚，次于陉而不进，以待楚人之变。楚使屈完如师，桓公陈诸侯之师，与之乘而观之。屈完见齐之盛，惧而求盟。诸侯之师成列，而未试也，桓公退舍召陵，与之盟而去之。夫岂不能一战哉，知战之不必胜，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。全师之功，大于克敌，故以不战服楚，而不吝也。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，楚人请战。文公思楚人之惠，退而避之三舍。军吏皆谏，舅犯曰：“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若其不还，君退，臣犯，曲在彼矣。”师退而楚不止，遂以破楚而杀子玉。使文公退而子玉止，则文公之服楚，亦与齐桓等，无战胜之功矣。故桓、文之兵，非不得已不战，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。至宋襄公，国小德薄，而求诸侯，凌虐邾、鄫之君，争郑以怒楚，兵败身死之不暇，虽窃伯者之名，而实非也。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，西伐诸戎；楚庄王克陈入郑，得而不取，皆有伯者之风矣。然穆公听杞子之计，违蹇叔而用孟明，千里袭郑，覆师于殽，虽悔过自誓，列于《周书》，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。庄王使申舟聘齐，命无假道于宋。舟知必死，而王不听，宋人杀之。王闻其死，投袂而起，以兵伐宋，围之九月，与之盟而去之。虽号能服宋，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。齐灵公、楚灵王之所为，王亦为之，而尚何以为伯乎？於乎，此二君者，皆贤君也。兵一不义，而几至于狼狈，不能与桓、文齿，而况其下者哉。
【管仲】
先君尝言：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以桓公伯，孔子称其仁，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，使桓公死不得葬，曰：“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！”管仲身有三归，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，而不以为非，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従起也。然桓公之老也，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，知诸子之必争，乃属世子于宋襄公。夫父子之间，至使他人与焉，智者盖至此乎。於乎，三归、六嬖之害，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，无己则人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”四方且犹顺之，而况于家人乎？《传》曰：“管仲病且死，桓公问谁可使相者。管仲曰：‘知臣莫若君。’公曰：‘易牙何如？’对曰：‘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’公曰：‘开方何如？’曰：‘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。’公曰：“竖刁何如？’曰：‘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’管仲死，桓公不用其言，卒近三子，二年而祸作。”夫世未尝无小人也，有君子以闲之，则小人不能奋其智。《语》曰：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岂必人人而诛之！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，而无以御之，何益于事？内既不能治身，外复不能用人，举易世之忧，而属之宋襄公，使祸既已成，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。於乎殆哉！昔先君之论云尔。
【知罃赵武】
齐桓公存三亡国，以属诸侯，其义多于晋文，然桓公没而齐乱，其后不能复伯。文公子孙世为盟主，二百余年，与春秋相终始。其故何也？虽襄公、悼公之贤，齐所无有，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，则有在也。伯者之盛，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，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。文公之后，前有知罃，后有赵武，皆能不用兵以服诸矣。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。悼公与楚争郑，三合诸侯之师，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。晋之群臣中行偃、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。惟知罃为中军将，知用兵之难，胜负之不可必，三与楚遇，皆迁延稽故，不与之战，卒以敝楚而服郑。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。悼公死，平公立。平公非悼公比也，然能属任赵武。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，以求弭兵。赵武于此，有仁人之心二焉。方其未盟也，屈建衷甲将以袭武。武与叔向谋之，叔向曰：“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济之，人谁与之？安能害我？”武従其言。卒事，而楚不敢动。将盟，晋楚争先。叔向又曰：“诸侯归晋之德只，非归其尸盟也。子务德，无争先。”武亦従而先之。此二者，非仁人不能。何也，人将衷甲以袭我，我亦衷甲以待之，此势之所必至也。不幸不胜，无可言者。虽幸而胜，晋、楚之祸必自是始。晋为盟主，常先诸侯矣。晋未失诸侯，而楚求先之，若与之争，楚必不听，晋、楚之祸亦必自是始。然此二者，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。忍之近于弱，不忍近于强，而武能忍之。晋、楚不争，而诸侯赖之。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。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，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，由此故也。《春秋》书宋之盟，实先晋而后楚，孔子亦许之欤！
【汉高帝】
高帝之入秦，一战于武关，兵不血刃，而至咸阳。此天也，非人也。秦之亡也，诸侯并起，争先入关。秦遣章邯出兵击之。秦虽无道，而其兵方强，诸侯虽锐，而皆乌合之众，其不敌秦明矣。然诸侯皆起于群盗，不习兵势，陵藉郡县，狃于亟胜，不知秦之未可攻也。于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，破陈涉，降魏咎，毙田儋，兵锋所至，如猎狐兔，皆不劳而定。后乃与项梁遇，苦战再三，然后破之。梁虽死，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。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，乃渡河北击赵。邯既北，而秦国内空。至是秦始可击，而高帝乘之。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者。盖天命，非人谋也。项梁之死也，楚怀王遣宋义、项羽救赵。羽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栗悍祸贼，尝攻襄城，襄城无噍类，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数进取，前陈王、项梁皆败，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论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诚得长者往，无侵暴，宜可下。”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。沛公方入关，而项羽已至河北，与章邯相持。邯虽欲还兵救秦，势不得矣。怀王之遣沛公固当，然非邯、羽相持于河北，沛公亦不能成功。故曰：此天命，非人谋也。
【汉文帝】
老子曰：“柔胜刚，弱胜强。”汉文帝以柔御天下，刚强者皆乘风而靡。尉佗称号南越，帝复其坟墓，召贵其兄弟。佗去帝号，俯伏称臣。匈奴桀敖，陵驾中国。帝屈体遣书，厚以缯絮。虽未能调伏，然兵革之祸，比武帝世，十一二耳。吴王濞包藏祸心，称病不朝。帝赐之几仗，濞无所发怒，乱以不作。使文帝尚在，不出十年，濞亦已老死，则东南之乱，无由起矣。至景帝不能忍，用晁错之计，削诸侯地。濞因之号召七国，西向入关。汉遣三十六将军，竭天下之力，仅乃破之。错言：诸侯强大，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；削之，反疾而祸小，不削，反迟而祸大。世皆以其言为信，吾以为不然。诚如文帝忍而不削，濞必未反。迁延数岁之后，变故不一，徐因其变而为之备，所以制之者，固多术矣。猛虎在山，日食牛羊，人不能堪，荷戈而往刺之，幸则虎毙，不幸则人死，其为害亟矣。晁错之计，何以异此！若能高其垣墙，深其陷阱，时伺而谨防之，虎安能必为害。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。呜呼！为天下虑患，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，其不为晁错者鲜矣！
【汉景帝】
汉之贤君，皆曰文、景。文帝宽仁大度，有高帝之风。景帝忌克少恩，无人君之量，其实非文帝比也。帝之为太子也，吴王濞世子来朝，与帝博而争道，帝怒以博局提杀之。濞之叛逆，势激于此。张释之，文帝之名臣也，以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。邓通，文帝之幸臣也，以吮痈之怨，困迫至死。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，帝违众而用之，及七国反，袁盎一说，谲而斩之东市，曾不之恤。周亚夫为大将，折吴、楚之锐锋，不数月而平大难，及其为相，守正不阿，恶其悻悻不屈，遂以无罪杀之。梁王武，母弟也，骄而従之，几致其死。临江王荣，太子也，以母失爱，至使酷吏杀之。其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际，背理而伤道者，一至于此。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，与文帝俱称贤君者，惟不改其恭俭故耳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弑君称君，君无道也，称臣，臣之罪也。然陈侯平国、蔡侯般，皆以无道弑，而弑皆称臣，以为罪不及民故也。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，而犹称贤君，岂非躬行恭俭、罪不及民故耶？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。